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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逢文传
    发布时间:2022-09-15

      桑逢文,山东省平阴县人。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吉林大学校学生会主席,长春市学联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长春市政协委员,吉林省文教委办公室计划财务处副处长,吉林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代秘书长兼任省政府办公厅主任、党组书记,省政府秘书长,吉林省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代理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1939年11月16日,桑逢文生于平阴县店子乡夏庄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平阴县现属于山东省济南市,是土质瘠薄的低山丘陵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里的农民生活相当困难。桑逢文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带着全家十多口人艰难度日。他总是跟在母亲身边,有几件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对母亲的记忆,以至成年以后在脑海中仍挥之不去。第一件事是,秋天母亲领着他去地里看庄稼。当高粱晒红米时,母亲担心有饥民来偷,就在晚上经常领着他去地里看庄稼。那时他只知道依偎在母亲的身边。母亲带着他在地中间坐着,不时地用烟袋锅敲打随身带的木棒子,以示有人看地。而幼小的他睡在了地上。他不仅没能给母亲壮胆,反而增加了母亲的负担。当天快亮要回家时,母亲直接拧他的耳朵把他弄醒。他边哭边跟着母亲回家。第二件事是,小时候能吃上地瓜、喝上稀饭,就算是好生活了。当粮食和地瓜都吃光了,求借无门,只能吃树叶、树皮、野菜充饥,吃地瓜秧子是经常的事。使人最难以忍受的是吃臭椿树叶和谷糠,吃臭椿树叶会使人身浮肿,吃谷糠的结果是排便困难。小孩子吃谷糠排便时憋得直哭,没有任何办法。母亲用自己头上戴的簪子从肛门给他往外掏,疼得他哇哇直哭,母亲心痛得直流眼泪。第三件事是,出门要饭被母亲打过。记得一次饿得实在受不了,趁母亲不注意,他自己跑出门去要饭,不仅没要到吃的,反而被人家的狗把腿给咬伤了,以致留下终身的伤疤。当时,母亲听说他被狗咬了,急忙跑来,从路上抓了一把土,用两手搓了搓,捂在他的伤口上,把他带回家,虽然心疼得流着眼泪,但还是打了他几巴掌。他从此明白了“人穷志不能短”这个道理。


      在桑逢文五六岁时,由于贫病交加,母亲永远地离开了他。以后他便不固定地在哥哥姐姐家生活。1949年他的家乡解放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朦朦胧胧地知道,是共产党救了他一家。村里在一处小庙里办了一所小学,只有一位老师。按当时的习惯,农忙时他帮助家里干活,农闲时上学读书。就这样他在这所小学断断续续地读完了四年级。后来到离家20多里外的村小学读书,要自带粮食和柴火在学校食宿。由于家里供不起,读完五年级他就辍学了。



      1953年,桑逢文13岁时,为了谋条生活之路、求学之路,哥哥姐姐为他凑了些路费,让他到长春投奔他的三哥桑逢金。听哥哥姐姐们说,他的三哥因饥饿难熬闯了关东,在新京(现长春市)国民党第54军后勤医院(即现在的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当炊事员,解放后他仍在这个医院当炊事员。桑逢文虽然没见过三哥,但为了活下去,只好去投奔三哥。那是一个初秋的早晨,他拿着哥哥姐姐们给凑的路费,买了车票,身背几张煎饼,独自一人在泰安站上了火车。一个从未出过家门的农村孩子,又是第一次乘火车,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恐惧。车上人非常多,互相挤撞着,没有座位,他只好站着。站累了,他找了空地席地而坐,困了就眯一会儿,饿了啃几口煎饼,渴了只好强忍着……就这样,他乘坐火车到了长春站。第一次来到大城市,他有些发蒙,只知道要去“军大二院”。但他不知道“军大二院”在哪里,往哪儿走。他独自一人在车站晃来晃去,足足有两个小时。后来,有一位拉人力三轮车的好心人,把他送到“军大二院”地下室厨房,并说明了情况。三哥的同事给拉人力三轮车的人付了车费。不一会儿,他三哥买粮回来了,实际上,他一进院子就与三哥打了个照面,只是哥俩不认识。当兄弟相认后,哥俩抱头痛哭。当天,他随着哥哥回到了哥哥家里。那是一个条件简陋的小房,哥嫂已有两个孩子,全家人仅靠哥哥不足50元的工资维持生活,日子过得十分拮据。


      尽管生活很困难,在哥哥嫂子的鼓励和支持下,他还是到学校读完了小学六年级。小学毕业后,看到哥嫂家生活困难还要供自己上学,他不忍心连累哥嫂,提出要到汽车厂当学徒工,被哥嫂拒绝了。班主任林世盐感到这个孩子失学太可惜了,鼓励他考中学。当时初中录取率不是很高,他考上了长春二中。林世盐老师资助了他10元钱(是她月工资的三分之一),这样他开始了中学生活。


      从初中到高中,他在长春二中读了6年书,年年享受一等助学金,不仅有了良好的学习环境,而且天天能吃饱饭。虽说是天天高粱米饭、白菜汤,但他已经很满足了。解决了吃饭问题,而学习用品、衣服鞋袜仍需哥哥供给。他哥哥甚至偷偷地卖血,每学期给他10元或20元的,用以购买学习用品。穷人的孩子懂事早,他在学习上勤奋刻苦,品学兼优。1959年高中二年级时,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0年秋季考入了吉林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读书。


      在大学读书期间,桑逢文先后担任过校学生会秘书长、学生会主席、长春市学联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长春市政协委员。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副食供应不足。当时著名教育家匡亚明任吉林大学校长。他明确提出吉林大学要树立“高度的读书风气,高度的学术风气,高度的社会主义文明风气”,向全校学生发出“大学五年不恋爱,毕业三年不结婚,为党工作四十年”的号召。学生们既要克服吃不饱饭的困难,又要承担着繁重的学习任务。每学期末都要有几门课程考试,如果有考试不及格的科目,允许补考一次,如补考仍有一科不及格,要被勒令退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桑逢文靠着每月享受国家135元的助学金,走完了大学5年的求学之路,也在他心里播下了感恩社会、回报人民的种子。大学时代的同学在回忆那段生活时,都说他思想成熟得早,待人处事总像大哥哥一样,看待问题比较全面,有远大理想。如有个担任学习委员的同学,看到班上有的党员调干生同学,不认真学习,有时下馆子、喝酒,有的在自习时间织毛衣、闲谈等,他心里很着急,也很有看法。于是他在日记里写了一些感受:“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可我们班的党员连一般同学都不如……”这些日记内容被有的同学看到了,向党支部打了小报告。班里突然召开团员大会,批评这个同学“反对党,对党员不满,破坏党员威信”“瞧不起工农干部”“个人主义,骄傲自满”,还撤销了这个同学学习委员职务,使这个同学思想压力很大。桑逢文知道了这个情况,他认为既不能说明这个同学有思想问题,更不是政治问题,只是方法问题。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些都是班里存在的现象,是事实,意见是可取的。他找这个同学谈话,告诉他:“你是班委会的学习委员,有责任解决这些问题,千万不要为此消沉,更不要有思想负担。”经过桑逢文的工作,这个同学卸掉了思想包袱,桑逢文也得到同学们的尊重。桑逢文在担任吉林大学学生会主席时,接待过日本平民大学生访华团,通过交流,促进了中日大学生的友好往来,既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又展示了中国大学生有礼、有节的风采,得到有关部门领导的赞扬。



      1965年7月,桑逢文从吉林大学毕业,随即被选为省委党校青干班学员,被吉林省委组织部选为后备干部。当时大学生毕业前最后一课是必须到农村当“四清”工作队员。桑逢文在永吉县岔路河公社、农安县开安公社“四清”工作队担任综合组组长。这两个点开展“四清”工作时,恰逢“文化大革命”开始。桑逢文一直待在农村,后来“四清”工作点撤了,才返回长春。他和几个同学约定:不参加任何派系活动,宁可做一个“逍遥派”。


      在农村搞社教工作时,他和赵凌云相识了,赵凌云也是“青干班”学员。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因为共同的理想,使他们相爱了,他们于1969年元旦结了婚。


      1968年底,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给“青干班”学员分配工作,桑逢文被分配到长春四十中当老师。还没等去学校报到,工作又变动了,他被调到吉林省革委会政治部宣传组。在这之后的两三年里,他的工作变动了几次。1969年4月,他先是被下放到长春市印刷机械厂当工人,接受再教育;1970年1月,又被调到长春市革委会政治部宣传组当工作人员;1970年7月,调到吉林省革委会政治部宣传组当干事;1972年2月,下放到敦化县青沟“五七”干校当学员。在干校期间,他结识了“文革”前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宋振庭以启用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古文物鉴赏家张伯驹(当时戴“右派”帽子)为吉林省博物馆馆长而轰动京城知识界。宋振庭被誉为“党内伯乐”。宋振庭对桑逢文的才干、人品很赏识。1973年2月,桑逢文调到了省革委会政治部宣传组,先后从事理论宣传及办公室的工作。



      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刚刚恢复了高考制度,各地学校陆续复课。当时很多农村中小学,“破房子,黑屋子,秃院子,空底子”,复课困难重重。上上下下都在为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着急,想办法。桑逢文下乡时看到这种情况,把农村中小学复课的困难挂在心上。在下乡调研和检查工作时,他了解到,怀德县中小学复课情况比较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于是他约了新华社吉林分社的女记者王爱善去怀德县,走访了建设公社红旗小学、凤响公社平顶山小学、双榆树中学和十屋公社等地的16所中小学。所经所见,校舍整齐,教室明亮,环境优美,书声琅琅。他们总结了怀德县“国家补助一点,群众负担一点,学校勤工俭学解决一点,三股劲拧成一股绳,改善了办学条件”的经验。1978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桑、王的调查报告《这里办了一件大好事——吉林省怀德县自力更生建设校舍的调查》。报社还加了编者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连播3遍。“三股劲拧成一股绳”的经验在吉林省广大农村得到了推广,不光县、乡一级的干部知道,连老百姓都知道,把这条经验简称为“三股劲拧成一股绳”。为了建设校舍,很多农村地方宁可少分配,也要先筹款买建筑材料(当时没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省各地掀起了建设校舍的高潮,使办学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改善。邓小平高度评价怀德县的“三股劲拧成一股绳”,改善办学条件的经验,中央其他领导也号召各地学习怀德县改善办学条件的典型经验。1979年7月,吉林省召开全省勤工俭学经验交流会。会前,教育部、财政部得知这一消息后,分别向各省(市、区)教育部门和财政部门发出通知,要求他们派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总结推广了怀德县“三股劲拧成一股绳”的经验。教育部原副部长张承先在讲话中对这一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一经验的推广为全国校舍建设、改善办学条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桑、王的新闻重炮鸣响后,1978年9月,在宋振庭的推荐下,桑逢文被调到吉林省文教委办公室,任计划财务处副处长。


      1983年12月,桑逢文任吉林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1985年2月,任省政府副秘书长;1989年12月,任省政府代秘书长;1990年4月,兼任省政府办公厅主任、党组书记。1991年1月至1992年12月,任省政府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1993年1月至1994年2月,任省政府秘书长。这期间,他工作的内容是承上启下,联系内外,沟通左右,做好省政府领导的参谋和助手。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田纪云说:“桑逢文同志是一个对工作极端认真,有创造性的干部。”桑逢文积极动脑思考问题,调查研究,围绕省政府各项工作部署,在促进政治和社会稳定方面,为省里主要领导提供参谋预案和改革开放的建议。他针对工业一度滑坡、市场疲软、财政紧张的局面,针对粮食问题、产品积压问题、企业亏损问题、外经外贸不活问题,做了多项专题调研。这些调研成果,有对问题实情的摸底分析,更有对解决问题的政策性建议,为领导决策提供了参考。


      桑逢文在《工作职责带给我的思考》一文中说:“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既要参与和研究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当好参谋和助手,又要承办一些日常事务。遇到重大问题,根据领导的意见及时加以处理,净化领导的工作环境,使领导集中精力抓主要工作,这就必须树立扎实的工作作风,把抓大事与办实事结合起来。”抓大事首先要想大事。桑逢文围绕省政府中心工作,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以及促进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方面,善于动脑,勤于思考,调查研究,综合分析,为省政府领导提供参谋预案。他特别注意从指导思想上、从深层次上提出参谋意见。在出主意、抓大事的同时,桑逢文用了相当大的精力做好协调工作,包括协调领导与领导、部门与部门、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在工作中,他注意提高职工队伍素质,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使省政府办公厅成为省直机关的表率。


      在工作中,桑逢文感到各部门比较重视提高决策水平,相对来说落实不到位的问题较为突出。为了认真执行《关于强化督查手段狠抓工作落实的规定》,他认真抓好促进机关工作作风转变,强调办公厅要做改进工作作风的表率,做到“深、真、优、实”,即“深入实际,真抓实干,优质高效,讲究实效”。他加强了对抓落实的督促检查,使办公厅的工作作风有了较大的改进。


      面对新形势,政府工作也要改进。在认真学习、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桑逢文撰写了《谈政府工作的“换脑筋”——对如何做好政府工作的思考》。他把这种思考,贯穿于整个办公厅的工作中,提出要把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传统意识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新观念;要从直接管理变为间接管理;要从“权力型”变为“服务效率型”;从按理性原则想问题、办事情,变为按实践标准想问题;要从“等、靠、要”转向“闯、试、冒”;从“务虚”变为“务实”。从思想上换了脑筋,使思想适应了新的形势,各项工作就能紧跟形势发展的需要,做得扎实有效。



      1994年,吉林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选举桑逢文为副省长,协助省长分管科学、教育、文化、卫生、计划生育、体育等方面的工作。当时计划生育工作被称为“天下第一难”,吉林省曾两次出现人口生育高峰,这项工作名次排在全国倒数第三名。怎样才能做到既要降低人口的出生率,同时又要使计划生育政策被老百姓接受,特别是农村计划生育工作,要得到农民的主动配合更不容易。桑逢文同计划生育部门的同志一道,认真研究贯彻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抓好上下沟通工作。他到省计生委、农业厅、省妇联、省农行等部门问计,到四平、梨树、农安、松原、梅河口等市、县、镇取经,请“少生快富文明女状元”“致富红娘”“生活顾问”等先进人物谈体会,请少生快富文明联谊组、计生帮带组、计生信息站等基层单位讲经验,提建议。桑逢文还组织省、市有关部门入户调查,摸清了149万户计划生育家庭的人均收入、生育实底,掌握了大量信息和第一手材料,使吉林省的计划生育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并总结出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经济相结合,与帮助群众勤劳致富奔小康相结合,与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的“三结合”路子。按照这个招法,桑逢文与有关部门制定了《吉林省少生快富文明奔小康“九五”规划》。全省依此《规划》开展了近两年的“计生工程”活动,成效显著,“文明女状元”“致富红娘”“计生帮带组”等,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全省陆续帮扶10万个计划生育贫困家庭脱贫,40万个计划生育温饱户人均收入超千元,100万个人均收入超千元的计划生育户实现小康。到1997年,吉林省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由1993年的1528‰、897‰,下降到1222‰、680‰,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人口理论的探讨上,桑逢文也有深刻的见解。他经常阅读《人口学刊》,向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请教、学习。他说,计划生育部门要很好地总结优生优育经验,根据人口变化情况,将来可能允许生二胎。我们要推广优生优育的经验,以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1995年10月,国务院在成都召开全国计划生育“三结合”经验交流会,主要是总结推广吉林省和四川省计划生育“三结合”的系列经验。桑逢文在会上做了题为“坚持走计划生育‘三结合’之路,努力实现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报告,吉林省还有9位同志分别从不同角度代表有关部门、单位、市、县、镇介绍了经验。一个省有如此密集的大会发言,在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绝无仅有。吉林省的经验得到国家计生委的肯定,引起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关注。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中央及时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吉林省随之提出“科教兴省”,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方针。1994年11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下发《关于进一步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加快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等文件,并分层次举办县、乡(镇)长研讨班、培训班,在全省形成了科教兴省、优先发展教育的思想共识。省政府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省政府批转《省教委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报告》,提出了筹措经费的10条渠道。从1994年起,开征教育附加费,将罚没收入的10%提留为发展教育的专项资金;为加强薄弱学校的建设,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委《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薄弱学校建设意见》,提出的措施对解决吉林省义务教育不均衡问题起到了一定作用;控制中小学生流失,认真执行《吉林省义务教育条例》,落实家长和学校的责任,落实政府“控流”的责任。1994年,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委等9个部门制定的《政府有关部门依法控制流失生的责权范围》等文件,开展了创建“控制学生流失先进县(市、区)”和“无流失生乡(镇)学校”的活动,分期分批实现了“普九”的目标。到1998年,吉林省全部通过了国家教委开展的关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县(市、区)的检查和验收,“普九”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


      在桑逢文的推动下,省政府对发展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工作中的布局,给予充分的重视,进行了大量的调研,提出了发展职业教育的一系列措施。1995年,省政府决定开展第二个“职教年”活动。1997年,省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吉林省职业教育若干规定》。这些措施为促进吉林省职业教育工作的开展,为吉林经济振兴培养实用型人才奠定了基础。


      桑逢文给自己立下规矩:勇于办难度大的实事,解决“老大难”问题。他用实际行动兑现了诺言。吉林医学院的顺利搬迁,省报业大楼、省肿瘤医院、省医疗单位高级知识分子住宅楼、省电视发射塔、省历史博物馆、省歌剧院、省新闻出版大厦、吉林北大湖滑雪场等文、体、医疗设施的建成与使用,全国第八届冬季运动会的成功承办,都是桑逢文参与或主持下办的实事、好事。


      “延边五校合并”一事,是吉林省教育改革中的“老大难”之一。1984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提出延边大学与外校的合并一事。桑逢文从担任副省长开始就主抓这件事,从省城长春到州府延吉,近千里之遥,桑逢文和有关部门的干部,不知跑了多少趟,找了多少人,谈了多少话。他们到州委、州政府,到延边大学等几所准备合并的大学,还跑到空旷的荒野察看。桑逢文参与商定新校址,考察五校合并后新领导班子的人选,并要保证合并前五校领导同志的稳定、教学秩序的稳定、教职工思想的稳定。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在1996年,原延边大学、延边医学院、延边农学院、延边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吉林艺术学院延边分院五校合并,组建新的延边大学。同年10月,延边地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延边科技大学(筹)并入新的延边大学。从此,这所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综合性大学,搭建起创新学科平台,使得教学、科研实力稳步提升。


      桑逢文协助省长分管体育工作期间,经常深入运动队中,不时去了解运动员训练情况,鼓励运动员要肯吃苦,要勤奋,有付出才有回报,要用汗水创造出好的运动成绩。1997年第八届全国运动会上,吉林省体育代表团运动员人数只列全国各省运动队运动员人数的第23位,获得的总分名列全国第15位,比七运会时上升了9个位次,实现了跳跃升位的奋斗目标,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桑逢文任吉林省八运会代表团团长,他全面总结了这次参赛的经验,撰写了《八运启示录——改革·务实·效益》一文,总结了竞技体育如何选精兵、择良将,加大改革力度,变整体劣势为局部优势,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的思想,并把“田忌赛马”的古代运筹学原理运用到体育竞技上。这些经验具有普遍意义,揭示了吉林省竞技体育改革发展以及在八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所蕴含的启示,对促进全省体育事业全面、广泛、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文章在总结取得这些成绩所蕴含的启示中,使人们看到:做任何一件事情,只要认真对待,思路正确,真抓实干,科学决策,都会取得好成绩,有了这种精神,才能无往而不胜。文中的一些观点,不仅适用于体育事业,也可用来指导经济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



      1998年1月,省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桑逢文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主持省人大常委会日常工作。对于踏入仕途的人来说,这往往是最后一站。过去有人说,船到码头车到站,下一步就是退休了。但桑逢文觉得,这是党和人民交给他的新任务,他很快转变了角色,把精力用到研究如何开展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上。他不仅针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性质、地位,总结出“依法办事,集体定事,按程序行事”的工作规则,而且在立法、监督、任免、决定重大事项工作上,都做得有声有色。


      桑逢文在吉林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任期内,积极发挥人大在地方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努力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他根据吉林省省情和发展需要出发,领导制定地方性法规60件,批准省会城市和较大城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及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单行条例62件,为吉林省的法制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他的领导下,省人大常委会贯彻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不断加强人大监督工作,组织召开了全省人大监督工作研讨会,交流监督工作情况和经验,探讨如何充分运用各种监督形式,增强监督实效,进一步解决敢于监督和善于监督问题,使监督工作的制度不断完善,渠道不断拓展,效果日益增强。重大事项决定权是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为了更好地行使这一职权,省人大常委会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如从促进生态平衡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高度,2000年11月24日,省人大常委会做出了《关于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对上一届人大常委会关于“五年禁猎”成果的延续。吉林省是国家重点林区省份之一,野生动植物种类众多,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约有60种。但由于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现了狩猎热、野味热,大规模灭绝性的猎捕,使许多珍贵野生动物如东北虎、东北豹、梅花鹿、花尾榛鸡(飞龙)已濒临绝迹,陆生野生动物生存环境越来越差,分布范围越来越小。为了有效遏制野生动物锐减的趋势,省八届人大常委会做出了“五年禁猎决定”。这一决定得到了全省人民的拥护,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和国际社会的赞扬。从全省贯彻“五年禁猎决定”的总体情况看,成效是显著的。到2000年末,吉林省五年禁猎时效已满,而保护野生动物没有期限。继续实行禁猎,是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2000年10月,在哈尔滨召开的国际保护老虎会议上,许多外国专家对吉林省五年禁猎决定和延长禁猎期限的举措深表赞许。为巩固过去几年禁猎的成果,避免对野生动物乱捕滥猎的灾难重演,创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环境,做出继续禁猎的决定是完全必要的。这也是为吉林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充足后备资源的一种战略性措施,对于全面保护陆生野生动物资源,实现物种长存、数量增长、护养结合、生态平衡具有深远的意义。2001年,吉林省政府决定在珲春建立省级东北虎、东北豹自然保护区。十几年过去了,据考察,野生动物的种群和数量明显增加。远红外线监测仪器观察到长白山区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活动情况,这在禁猎前是不可想象的。老虎居于食物链的顶端,当老虎种群健康时,说明了生态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


      省人大常委会抓准重点、难点问题,改进和加强监督工作,提高监督工作的实效性。自1998年开始,连续3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执法检查,其目的就是全面推动政府的依法行政工作,有效促进依法治省工作的开展,切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1998年是执法检查的第一年,省人大常委会组成的检查组重点检查了省和长春市、吉林市的公安和工商部门。1999年在上年执法检查的基础上,检查组分别对省及长春市、通化市、白山市的城建、地税、卫生、林业、技术监督、土地6个部门的执法情况进行了检查。2000年,为巩固前两年的检查成果,进一步在全省范围内大力推动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与各市(州)人大常委会研究决定,采取省、市、县三级人大常委会上下联动的方式,分别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机关贯彻执行行政处罚法和吉林省实施行政处罚法若干规定情况,开展了一次全面的检查。各级人大常委会参加检查的人员达1100多人,各市(州)人大常委会分别会同省人大常委会检查组重点检查了本行政区域内交通、物价、文化、新闻、出版、农业、环保、民政、边境管理9个政府行政执法部门及法院行政审判、非诉讼案件申请执行工作情况。通过3年的连续执法检查,全省各级人民政府及行政执法部门既提高了对行政处罚法的认识,又增强严格按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办事的自觉性。大家普遍感到人大的监督检查帮助他们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自觉接受人大的监督意识有了明显增强,依法行政的自觉性和行政执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邀请公民旁听省人大常委会会议是九届人大常委会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公民旁听常委会会议,在吉林省是破天荒头一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民旁听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试行办法》,旁听人大常委会会议的公告经新闻媒体发布后,立即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关注。第一次接受旁听的是2000年7月25日,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短短几天时间,就有来自省内各地50多名公民报名要求旁听。他们之中有工人、农民,有在职干部,有离退休老同志,有81岁高龄的老人,也有30来岁的青年。来自辉南县的一位农民,他平时就喜欢看法律方面的书,这次报名旁听会议,就是想看一看省人大常委会是如何依法行使职权的。而作为一名个体养车户,他尤为关注这次会议关于保护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合法权益及有关机动车维护管理的议题。当年81岁高龄的高培德老人在旁听完会议后,握着记者的手动情地说,没想到自己这辈子还能参加这样的会议,没想到会前常委会主任能看望旁听者们,也没想到会后常委会秘书长在会议厅亲自给旁听者们讲解开展人大工作的一些程序。常委会委员们说,省人大常委会邀请公民旁听常委会会议,体现了吉林省在扩大民主方面又前进了一步。吉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这种形式进一步加强了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


      1998年7月至1999年2月,桑逢文被推选代理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


      省人大常委会把关心群众疾苦,解决人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1998年,通化市柳河县“高长江反革命案”的平反工作,就是在省人大常委会的关注下完成的。1958年初冬,柳河县教育部门集中全县教师搞内部肃反。柳河县圣水镇五大家村小学民办教师李文俭,编造检举材料,揭发永兴村小学代课教员高长江“因对现实不满,预谋组织反革命集团‘龙虎军’,正在发展人员,并预谋抢国库粮食,预谋抢夺下乡工作人员和半截河煤矿、永兴管理区的枪支;哗变半截河煤矿工人和海龙驻军,进攻梅河口,炸毁铁路,攻打沈阳、天津、北京,统一全中国等”。根据这些揭发材料,公安局抓捕了高长江等人。后来从办案人员口中得知,就在高长江被捕的当天晚上,公安人员从高长江家中和教案桌中搜出一份“龙虎军”反动纲领和“龙虎军”人员名单。尽管高长江多次要求办案人员做笔迹鉴定,以澄清自己的清白,但没人理会,至1998年仍没查清这两份材料是何人所为。虽然那个年代缺少健全的民主和法制,可办案效率高得惊人。仅仅7天时间,也就是1958年12月10日,柳河县人民法院就做出了刑事判决,认定高长江为现行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判处有期徒刑20年。高长江从入狱那天起,就艰难抗争,不断申诉,但毫无结果。直到1978年12月,44岁的高长江走出了监狱大门。从此他又走上了上访、申诉的道路,他18次进北京,40多次进省城,成了上访专业户。他递上的所有申诉材料,经过有关部门马拉松式的研究和漫长的公文旅行后,又像他本人一样回到原籍,仍由通化市法院处理。案子就这样被一年一年地搁置起来。正当高长江以为自己的案子走进了死胡同、一筹莫展时,1995年,一位老朋友告诉他,到人大常委会去试一试。通化市人大常委会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了解案情后,决定立即成立调查组,进行彻底调查。经过对案发地调查及了解原办案人员,确认此案纯属子虚乌有,原办案人员说,这是县委“五人小组”交过来的案子,法院只是履行手续而已。通化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后认为,这是一起冤案,应予纠正,尽快平反。省人大常委会代主任桑逢文对这一案件极为关注,多次过问案件的审理情况,要求省人大内司委负责督办此案,保证了监督工作的顺利进行。通化市3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要求对此案尽快答复。在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呼声中,在各方面的关注和支持下,1998年12月27日,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撤销对高长江案的原判决,宣告高长江无罪。


      2000年,是省九届人大任期的第三年,也是全省改革发展的关键的一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各方面潜在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尤其是上访形势变化较大,不仅上访人数明显增多,而且上访人情绪激烈,由过去单人上访变为集体上访、串联上访、越级上访,更有甚者出现过激行为,冲击机关、阻碍交通等。桑逢文作为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感到人大常委会要听人民群众说话,替人民群众说话,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合理的要求和困难。2000年9月,省人大常委会组织了调查组,桑逢文任组长,历时5个多月,到全省9个市、州和部分县、市(区)进行了调查,并写出了调查报告。这里仅举两个例子:一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府号召农民种植甜菜,可农民种了几年甜菜,投入了大量财、物和人力,卖了甜菜,却一直拿不到合同承诺的甜菜款,到头来,收到的是一张张白条。全省涉及4个市、州的1000个乡、镇和13000多个农户,严重地影响了这些农户的生产、生活,他们能不“集体上访”“越级上访”吗?二是长春市贵阳小区拆迁工程事件的上访情况。吉林省联合置业公司拆迁贵阳小区涉及2088户居民。后来,这家公司资金短缺,拆迁后开发中断,致使拆迁户长达六七年不能回迁。成百上千的拆迁户集体上访。如果当时有关房屋拆迁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比较完善,这类上访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调查报告就全省的信访形势、特点以及成因进行了全面、细致、深入的分析,就如何减少信访问题和进一步把信访工作纳入依法、有序的轨道,以及落实接访工作责任制提出了建议。同时,常委会加强了信访工作,修订了《吉林省信访条例》,制定并实行了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信访接待日制度,召开了全省人大信访工作座谈会。吉林省委对这份报告予以充分肯定,以文件形式转发全省。该调查报告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视,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办的《信访动态》全文刊载。此次调查在全省引起了较大的轰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增强了各级领导对信访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对促进全省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感恩情怀一直是桑逢文性格和处事的一个鲜明的特点。他首先把共产党、国家和人民视为自己成长中最大的恩人。他很早就立下志愿,要报答党和人民的深恩。三哥节衣缩食供他读书,老师林世盐无私的关怀和帮助,桑逢文一直都记在心中。他对待三哥一家人,关照有加,不忘哥嫂的恩情,逢年过节与哥嫂一家欢聚在一起,三哥家有困难需用钱,他倾囊相助。他帮助老师林世盐找到了被国民党挟持到台湾当兵的丈夫。林老师晚年患病,桑逢文经常携夫人去看望,一直到老师弥留之际,仍在病榻前照顾;并协助林老师的儿子料理老师的丧事,以此报答老师的恩情。


      一年春节前夕,桑逢文作为副省长带队到贫困山区慰问中小学教师。在长白山深处的靖宇县乡下,他们走进一位姓白的代课女教师家里,看到这位教师房屋狭窄阴暗,孩子衣服破旧。白老师的丈夫是村里电工,前不久作业时触电身亡,她本人检查出患了子宫癌。听到这里,桑逢文除了把慰问品给了白老师,又从自己兜里拿出1000元钱,送给白老师。他还帮助联系省肿瘤医院,给白老师治好了病,又帮助她解决了转为公办教师的问题。


      对周围的同事,不论是谁,只要有了难处,桑逢文都给予深深的同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说,群众有了困难,请求领导帮助解决,那是对领导的一种信任。当领导的说句公道话,甚至比老百姓跑几天的作用还大。当群众有事请求他帮助时,只要是不违反原则的,他都要尽心尽力地帮助。他在省政府工作期间,办公厅有名临时清洁工刘大姐,她的儿媳妇因患眼睑肌无力到医院做手术,发生了医疗事故,花了很多钱,医院不予赔偿,以至于她的儿媳妇要跳楼轻生,对此医院不予理睬。正在走投无路时,有人给她出主意,让她去找桑逢文,看他能不能帮助解决。桑逢文听完后当即表示,越是这样的弱势群体,我们越要帮助。他多次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终于解决了这起医疗事故赔偿问题,使这件事得到合理解决。


      桑逢文将对祖国、对人民深沉的爱,化作满腔的热忱,以至于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觉得和他十分亲近。他也把对师长和同志的尊重和友情化作工作的动力,对于培养和帮助过他的领导,他更是念念不忘。王大任、宋振庭、于克都是吉林省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桑逢文在他们的关怀下成长进步。他总是说,我的每一点进步都是与领导的关怀和帮助分不开的,共产党人也不能忘恩。在老领导退休后,他经常去看望他们,逢年过节,总要去问候他们。


      在他的同学中,桑逢文从不以高级干部自居,和同学相处得如兄弟姐妹。谁遇到了困难他都极力帮忙,大家见面直呼他“老桑”,都觉得他永远是一位可亲的学长。吉林省著名作家陈景河是桑逢文大学时最亲密的学友之一,他研究《红楼梦》有独到的见解。他从满族历史文化角度研究《红楼梦》,发现《红楼梦》的文化之根系于东北,系于长白山,研究成果在红学界很有影响。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说:“陈景河先生的研究非常有价值。因为从满族历史文化角度研究《红楼梦》,可以开辟红学的新途径,推动《红楼梦》研究事业的深入开展……颠覆人们对《红楼梦》的基本认识。”为了在吉林这块满族文化的沃土上把《红楼梦》研究推向深入,陈景河提出成立“吉林省红楼梦学会”。桑逢文没有因同学情谊之私而无原则地帮助,而是进行了一番认真的考察,确认陈景河提出的新说不仅有充分的依据,而且有着很大的开发价值,应该支持这项研究。于是他对学会成立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使吉林省红楼梦学会得以顺利成立,并使吉林省逐渐发展为中国《红楼梦》研究的重要省份。


      2002年12月,省九届人大及其常委会即将完成使命,任期届满。常委会成立了编委会,由桑逢文任主任,编辑出版了《使命》一书。省九届人大常委会任期的5年,是跨世纪的5年,是新时期国家改革、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长足进步的5年。在省委的领导下,省九届人大及其常委会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在行使“四权”和自身建设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和工作体会。《使命》一书把省九届人大及其常委会5年的工作,在回顾与总结的基础上,将其中较有分量、较有新意、较有体会的工作成果,择要汇辑成书,旨在给今后的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留下一份相对集中的史料和参考。桑逢文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党的十六大对继续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各级人大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表明了我们党对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向前进的坚定信念和坚强决心。展望未来,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十六大精神的指引,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各级人大建设,尽管任重道远,但是前景喜人。”



      2003年1月,桑逢文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上卸任。同年3月,在全国人代会上,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他积极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组织的各项活动,按时出席各种会议,参加执法检查、视察活动。2003年,他赴四川、湖南等省,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执法情况进行检查;2004年,赴辽宁、山东等省对渔业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2005年、2006年,赴甘肃、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对农业法、土地管理法、水法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2005年,参加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组织的调研组赴广东调研饲料生产经营工作开展调研;2006年,赴安徽、四川就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立法工作进行调研,赴云南省对畜牧业发展情况和农业技术推广情况进行调研,赴吉林省白城市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团视察荒漠化及其治理问题。2006年9月,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农业三法(农业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执法情况进行检查工作;2007年5月,赴河南、湖北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三农”问题调研,为中央做出关于“三农”问题决策提供重要资料。为了在执法检查和调研活动中,能提出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桑逢文认真学习和研究有关农业与农村方面的有关法律,学习和研究党和国家有关政策,对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认真研究,特别是针对各地不同的情况进行分析研判,使提出的意见、建议不仅符合法律规范,具有宏观的指导性,还具有针对性,具有可操作性。


      2007年,在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职务即将卸任时,桑逢文将多年来工作中积累下来的文稿整理出版,集名《履迹回眸》。中国著名书法大师欧阳中石先生欣然为他的新书题写书名。中石先生说:“桑逢文同志是个有大修养和真情趣的人,一般人是起不出像‘履迹回眸’这样高雅恰当的书名的,书出版后我要好好读读。”桑逢文说,这对自己是一个总结,也想给别人有所借鉴。这本书封面上的两句话“淡泊名利心自静,勤政为民百姓安”,正是他从政经历的真实写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田纪云为此书作序,他写道:“文如其人……这本书里的文字与他的为人水乳交融,相映生辉,堪称文与为人的和谐统一。”


      桑逢文退休后仍担任吉林省体育总会会长、吉林大学校友会会长、吉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等。吉林大学的校友遍布全国各地,分布到各行各业,每当吉林大学有什么活动时,他都以一个普通的吉大学子的身份参加活动。2010年,吉林大学举办活动,纪念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家公木先生诞辰百年,桑逢文为了参加这次活动撰写了《百年诞辰,人伦师表——怀念恩师公木先生》。在这篇文章结尾,他写道:“……他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而他自己两手空空地离开了我们,这正如耸立在他的墓园中的那块没有经过任何雕琢的黑色天然花岗岩墓碑那样,寓意为‘化木为煤,永远燃烧’,这正是先生精神的写照。”


      长春是桑逢文的第二故乡。据统计,吉林省的人口中约有60%的祖籍是山东。山东人口碑好,在吉林的土地上,同样如此。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山东籍企业家形成了一股重要的力量。为了把山东籍的企业家组织起来,他们要成立山东商会,大家邀请桑逢文担任会长。桑逢文说自己退休了,不想参与商业活动。请他担任各种社会职务的机构很多,只是齐鲁乡情深厚,盛情难却,桑逢文担任了山东商会会长,但分文报酬不取。山东商会成立以来,团结会员,为会员解决了各种困难,组织了“鲁商吉林行”活动,协助政府开展招商引资活动,资助在吉林省大专院校就读的山东贫困子弟,并积极捐助物资抗洪救灾,被评为招商引资先进商会。山东籍企业家们说,桑逢文就是我们闯关东人的一面旗帜,他本身就是一种号召力。“齐鲁乡情一家亲,天南地北山东人”,我们请桑逢文当会长,没给他金钱,也不想让他给我们弄什么好处。我们就是想继承祖辈闯关东的劲头,勇往直前!


      2012年,桑逢文患病住院,先是在上海、北京治疗,后来又回到长春住院,许多同事、朋友去看望他,给他带去温暖。他不能一一拜望大家,在病床上给大家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段话:“……我早就给自己定下了人生的准则,我要用自己的毕生精力,报答我的祖国和人民!……也许是从小产生的对温情的依恋,也许是病中无助对关怀的渴望,这么多朋友带给我的温暖,使我十分感动,我一再抑制着,泪水还是禁不住流下来。……我的朋友们,对于你们给我的无限温暖,我全部接受下来,我送给你们的是深深的祝福: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桑逢文曾担任过吉林省第七、八次党代会代表,吉林省第八、九、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桑逢文于2009年4月退休。2012年12月5日因病医治无效,在长春逝世,终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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