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玉辉

　　长春建城历史虽短，却历经沧桑。她是一座在极度屈辱中曾被殖民化的城市，是日俄在中国东北争夺铁路权益的交结点，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政权霸占为“满洲国新京”的“首都”，做为统治东北的重镇。抗战胜利后，长春是苏军控制东北的大本营，一度是国民党东北行营“接收”与占领东北的所在地。同时，她又是长春人民反抗封建军阀反对日俄侵略斗争的战场，是党在东北地区开展革命活动比较早的地方，解放战争时期，曾是中共在东北的军事、政治指挥中心。

　　就是这样一个战略要地，国共双方都在积极争取长春。1946年春，国内处于“关内小打，关外大打”，内战即将全面爆发的状态。中共中央考虑的一大问题是如何在全国范围内打破被分散包围的局面，建立更为有利的根据地；国民党政府则是要尽快武力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占据更多的地方，东北就成为国共双方争夺最激烈的区域。由于美苏在中国的影响和作用，国共双方在东北问题上的许多地方都涉及到了长春。就在这一年，中共中央曾给东北局发出“力争我党占领长春，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的指示。时至今日，“首都”一词是否为原词之意，是当年党中央确有此意将长春建成首都，亦或是作为暂时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总指挥机关？笔者认为“首都”之意当属后者。

　　一、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大势与东北

　　在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以及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对抗战胜利后全国的形势做了精确地的分析。美国之所以积极支持蒋介石，就是要促使其按照英美式的民主实行一定改革，以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推动国共和谈，使中国统一于国民党政府指挥之下，并成为美国的附庸，达到不战而控制中国的目的。社会主义苏联确实对中国革命起着支持作用，但过高估计美国与国民党的力量，过低估计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不赞成中国人民进行的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害怕中国内战会引起苏美的直接对抗，同时为确保在华利益，谋求与美国的妥协，也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妥协，因此其对华政策是支持国民党政府。

　　蒋介石迫于战后国内舆论的压力，在口头上承认和平团结的方针，实际上使尽一切手段压制和平民主团结呼声，利用重庆谈判争取时间，借助美国势力调兵遣将，准备通过战争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已拥有430万军队，统治着3亿以上人口的地区，控制了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大部分铁路交通线。面对根据地将处于被长期包围的不利形势，美苏政策造成的严重而复杂的情况，中共中央于1945年9月19日正确地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以争取全部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集中力量争取控制东北地区；收缩南部防线，将部队撤至江北，坚持华中，巩固华北。

　　在大形势下，东北成为国共双方势在必夺的战略要地。中国共产党如能夺取东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无疑要比在延安合适的多；国民党占据东北，对中共就可以实施南北夹击华北、华中等解放区，由西至东，由南向北推进消灭共产党的策略。

　　二、1946年初前后的东北局势与长春

　　东北工业基础雄厚、交通便利、矿产资源丰富；战后存余了大量的战略物资，具备再生产的能力；地理上背靠苏联、西接蒙古、紧挨朝鲜，南有渤海，毗连冀热，海陆要道扼守关内外连接点。抗战胜利后，东北处于无政府的“真空”状态，国共双方势力还十分弱小，苏联红军成为实际控制者；美国扩张政策特别注意对中国的控制，两个大国由于势力划分和遏制对方的需要而都竭力地促成国共和谈已达到各自占领东北目的。同时，国共双方也都十分看重东北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以及国外和周边国家势力对自身的不同意义而极力争取占领权，局势异常错综复杂。蒋介石说过，没有东北，就没有华北，没有华北，就没有中国；毛泽东中共七大上强调指出：“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就是这一意图的具体体现。到1946年春，国共双方军队人数在东北都已达30万左右，正面的军事斗争日益激烈。

　　长春占据中长路中段，战略意义明显，是苏军总司令部所在地，自然而然成为三国四方展开争夺的重要接触地。1945年9月8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旅长周保中率部飞抵长春，成立中共长春地区委员会和东北人民自卫军，确保机关坐镇长春顺利指挥对东北57座战略城市的接收工作，为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人民军队尽快进入东北创造有利条件。国民党政府为实现全面“接收”东北，于10月13日，派出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外交特派员蒋经国等人到长春，围绕从苏军手中如何尽快“接收”东北，与苏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到11月5日共举行4次谈判，均无功而返，东北行营在长春没有站住，东北也未能“接收”到，蒋介石大为恼火，立即向美苏施加压力，苏军迫于形势，限令中共机关及所属部队于11月底撤离已占领城市，国民党军及日伪残余分子随后跟进。1946年3月，国民党军乘苏军按约定从东北撤兵之机占领辽宁大部，向北疯狂推进。中共中央为减轻东北民主联军正面压力，建设和保卫根据地，决定遏制国民党军北进，打几个胜仗以鼓励士气。3月17日，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四平；4月18日，长春解放，随后齐齐哈尔、哈尔滨也回到人民手中；2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主要领导机关在彭真带领下进驻长春，长春成为党夺取东北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但不久，战局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调集重兵加强攻势，以10个整师进攻四平。为避免不必要损失，争取主动，5月18日，林彪下令撤出四平。22日，中共机关撤离长春等主要城市。23日，国民党军占领长春，28日占领吉林。此后，中共机关以北满为根据地，占据松花江以北、以东，指挥东北作战，国共双方军队形成了隔江对峙状态。

　　从上述事态中可以看出，长春在国共双方争夺中确实处于节点上，争取到长春，有利条件多一些，或者主动权更多一些。

　　三、关于“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所想到的

　　1946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发给东北局一封关于请苏军拨给武器等内容的电报，其中提到“力争我党占领长春，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这一内容在《彭真主持东北局》（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田酉如编）、《彭真年谱》上卷、《中国共产党吉林省历史》（第一卷）和《中国共产党长春历史》（第一卷）中都曾提到过，市档案馆也有该文件的仿真件，说明此信的真实性。4月19日，在长春解放后的第二天，东北局彭真也致电中共中央并告林彪、陈云：“对于长春，我们决定采取巩固确保方针，争取成为我们的首都。”（唐洪森《国共争战大东北》，第343页）

　　综上所述，在那样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大形势中，长春能否成为“首都”是值得推敲的。目前看，关于这一内容的文件就两份，单凭如此少的档案资料是很难结论的。假设这是一重大指示，但在目前出版的几种关于中共党史的巨著中都未曾提到过，中央档案馆也曾有该文件“不能公开”之嘱。1945年底到1946年5月，中共和国民党在长春曾两进两出，说明了国共双方争夺东北的激烈程度，也说明了双方占领长春的决心，同样还证明了双方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很难独占东北，长春自然也就处于时刻动荡不安的状态。那么，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究竟是什么意思？可以肯定地说，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在这一点上都绝不是冲动之举、无意之说。根据当时形势判断，“为首都”大体上不超过在长春建立长期或临时的都城、在长春建立中共或东北局的指挥机关这两层意思。但问题是：

　　1、中共中央为何于此时提出“首都”一事，是建设还是暂为，是长期还是暂时，此“首都”是否彼“首都”，是否有延安之全国、长春之东北的意味？

　　2、中共中央和东北局较早地明确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部

　　署，为何还要“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我们”指中共中央还是东北局？

　　3、首先，1946年5月份后，彭真在撤离长春到哈尔滨后曾致电中共中央说：“长春市幅图广大，周围地势平坦，我兵力不足，不可能固守。”（《彭真主持东北局》），因而，长期占据长春已是不可能的事情。其次，抗战胜利后到1946年5月份前的这段时间里，有利于中共发展的因素多一些，但尽管这样，中央的战略决策也还是放弃了最初的占领大城市意图，改为“占领两厢”上，说明长春仍然是局势不稳的战场前沿，国共双方的争夺点，就算临时之意，也绝无建都可能。

　　4、都城位置一般来讲，首选地理位置及其周边的各种环境。中国如此之大，选在西北或东北的国内一隅显然不是合适之举。1949年1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与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的王稼祥说，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在何处。王稼祥就以历史上曾作为都城的南京、西安、开封、洛阳等地为例，从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战略需要、民心所向、周边邻国等几个方面谈了自己的想法。王稼祥谈到：“我认为建都最理想之地应是北平（今北京）。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接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又临近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较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从战略上看也比较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至立即使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的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于接受。”毛泽东连说：“有道理，有道理。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党史天地》2011年第14期转载《福建党史月刊》王建柱文）两人的交谈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建都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事情，是需要多方面的客观与主观因素综合起来、经多方论证才能定论的。从这个例子说明，长春各方面都不具备都城条件，中共中央不可能在长春或长期或临时建都，是不是战争年代都不重要。

　　四、“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之意

　　确实，那个时期，中共中央十分看重长春的战略地位，夺取长春“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但在战争中成长起来并处于解放战争初期的共产党人绝不会轻易地提及建都事宜，面对复杂多变的局势，也绝不会轻率地去选择在何地建都，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事。“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之意一定是指在东北长春建立中央或东北局的总指挥机关。

　　此“首都”不是彼“首都”，不是真正含义上的首都，而仅仅是一个代名词。但当时党中央为什么不直接就用“指挥机关”，而非要用“首都”一词呢。1946年春，东北民主联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连克数城，止敌于南满，军威大振，直慑敌营，一改数月以来被动局面，令人振奋和期望，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十分高兴，也十分关注此役带来的局势发展，故用词可能较重。就像抗美援朝中，彭德怀在表扬38军的电报中称：“38军万岁”一样，表达党中央的振奋心情和可能带来的希望。

　　此“首都”一词具有比喻性，在战争年代，许多部队干部和机关用词不是特别讲究，差不多能说清即可。例如东北局有一次在向中央请示时说“东北总局将在长春设一机关”，实际上哪有总局，就说那个意思而已，因而建国后，政务院（今国务院）专门下发了针对行使公文和规范用语的文件。北满作战的接连胜利，党中央看到了希望，如果形势发展真能够长期占据四平、长春，并以此为据点全面发动扫除东北之敌作战，东北就是人民的，坐镇东北或长春就比在延安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安全得多，也有利得多。因而，党中央带着这样一种期望比喻给东北局，希望彭真等能够重视和把握好战机。但即便如此，中共中央也绝非是在长春建设一座都城之意。

　　此“首都”是为高度强调在长春指挥作战的重要性。1946年4月间，东北民主联军占领四平，接着拿下长春，在中长路和南北满之间就形成了中共遏制国民党军北进的第一、第二防线，十分有利于党在东北站稳脚跟并发展壮大北满，甚至是东满和西满根据地。长春是四平的后方支援地，齐齐哈尔与哈尔滨又是长春的大后方，长春是当时指挥作战的最好地点，期望“力争我党占领长春”能够实现这一意图，这也是东北民主联军不惜代价保卫四平，投入大量老部队坚决固守四平的真正意义。但谁也不会将首都真的建在这样一个地方，更不可能是长期的。

　　此“首都”电文是在形势大起大落中发给东北局的，是一时之意。1945年9月，东北局落脚沈阳，最初的方针是协调苏军尽快接收东北各大城市，随着国民党的强势“接收”，很快地又改变为占领中长路两侧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的战略，中共占据的地方被迫让给国民党，处于被动和实力较弱的地位。到1946年3月，随着苏军的撤离，国共双方再次展开激烈地争夺，中共重新占领了一些重要城市，国共双方兵力接近一比一，形势较为有利。中共中央打赢四平保卫战的莫大决定，促使东北局在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同时，下决心执行中央以长春“为首都”的指示。而远在延安指挥作战的党中央一方面期望东北能够拿到手，占据非常有利的地方，建立起指挥机关；一方面又因战局还不十分明朗，加之道远，也不可能很快地转迁到东北来，因此电文中的“我们”更可能指的是东北局。希望东北局如延安之全国，代中共中央起到长春之东北的作用。但随后的东北大战以及全面内战的爆发，使中共中央和东北局改变了长期占据四平和长春的意图。

　　“力争我党占领长春，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是中共中央期望占领全东北的一种喻指，实际上，就是建立一个总指挥机关之意。

　　作者：中共长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