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

　　董申保，著名地质学家、岩石学家、地质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就读于上海东吴第二中学、浦东中学、北京大学理学院地质学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毕业后任资源委员会西南矿产测勘处技术员。在北京大学研究院理科研究所地质学部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研究助教。1948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后转入克莱蒙费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51年2月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副教授、教授。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到北京地质学院工作，不久调任东北地质学院（后改名为长春地质学院，今吉林大学）教授，先后任地质勘探系副主任、主任，长春地质学院院长助理、院长、党委常委。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4年返回北京大学，任地质学系教授兼长春地质学院教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民盟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地质学会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常务理事等职。曾被中共长春地质学院委员会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科学大会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中国科学院授予其为中国科学事业作出贡献的荣誉奖章，国家教育委员会授予全国高等学校先进工作者称号，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还曾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荣誉奖”，北京大学第二届“蔡元培奖”。2010年2月19日逝世，享年93岁。

　　董申保，1917年9月l7日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门第。1946年，董申保参加中法政府交换生考试被录取，1948年8月启程去法国攻读博士学位。1951年2月,董申保回到北京大学任地质系副教授。回国不久，就接替唐敖庆教授任北京大学工会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在长春成立了东北地质调查所，所长佟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1933级学生）曾邀请董申保去该所工作。1951年8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在长春办了一所东北地质专科学校，也请董申保到该校工作。1952年10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与清华大学地质学系等合组为北京地质学院，董申保调入北京地质学院。同年，由原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山东大学地质矿物学系、东北工学院长春分院地质系和物理系的一部分、大连工学院部分基础课教师合并组成东北地质学院（长春地质学院）。地质部副部长宋应（北京大学地质学系1933级学生）找董申保谈话，让他去东北地质学院工作一年，带几个搞变质岩的徒弟再回来。这样，董申保就去了东北地质学院,倾心致力于长春地质学院的建设。

　　1952年的秋天，年仅35岁的董申保，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到长春参加东北（长春）地质学院的建设工作。组织上原决定借调他在长春工作一年。一年后，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他说：“我没有意见，组织上决定我在哪里就在哪里。”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何长工让董申保留在长春。何长工曾开玩笑说：“我们就这一个‘宝’，送给你们东北了。”这个“宝”，指的是董申“保”。这样，董申保就在长春地质学院工作了32年，奉献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

　　董申保在长春地质学院工作期间，先后任地质勘探系副主任、主任（1952—1959），院长助理（1959—1966），院长（1978—1984），党委委员（1955—1964），党委常委（1978—1984），对长春地质学院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董申保十分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他深知，一所学校的建设只有培养和建设好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才有希望。建院初期，百业待举，师资短缺尤为突出。董申保主动承担培养青年教师的重任。当年，一批北大、清华、南大、山大及东工等校的年轻人，一毕业就投身到东北地质学院的建设中，董申保对他们的成长十分关心。他认为，根深才能叶茂。专业课教师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才能在专业上有所作为。因此，为他们补数学、讲量子力学，开设物质结构课程等，用与地质学相关的基础理论武装他们。同时，还为他们开设地质专业课，强化他们的专业基础。董申保还亲自为青年教师讲课，这一切都为他们的成长和成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董申保十分关注国际上地质学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提高中青年教师的外语水平的任务更加迫切，他决定派青年教师出国进修；在校内组织针对青年教师的外语培训，对教学的每一个细节，包括单词记忆、造句、语法、会话……他都认真研究，亲自督办，营造了良好的学习外语的氛围，以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教师们回忆起这段经历，对董申保在自己成长过程中倾注的心血都深怀无限敬仰之情。

　　“变质地质学”科研集体的教师更是得天独厚，他们既是董申保的助手又是学生，也是董申保的同志和朋友，从平日的耳濡目染、工作中的言传身教、变质岩方面的主题讲座，到具体科学问题的深入探讨，他们在董申保的带领下迅速成长，培养出一支高素质的变质岩研究的专业梯队。国家的需要是办学的第一个出发点。新中国初期，国家急需地质人才。当时长春地质学院以专科教育为主，以尽快培养出国家急需的地质人才，后来扩展为以本科为主。国家缺少地球物理人才，长春地质学院率先办了物探专业；为适应石油工业发展的需要，20世纪50年代末办起了石油海洋系；为适应国家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培养研究生。科学研究方面也是如此，50—60年代，全国开展1∶20万区调工作，长春地质学院承担了难度很大的变质岩地区的区调工作；70年代，全国进行铁矿大会战，长春地质学院参加了山西、冀东、辽东等铁矿基地的建设工作；大庆油田的会战、吉林油田的开发等都有长春地质学院师生的直接参加……董申保深知，只有把学校的建设同国家的需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能使学校更好地发展与提高。

　　董申保科学的办学理念、求实的办学精神、严格的质量要求，是办学的三大法宝。他重视基础理论的教学，强调基础理论与专业的结合；他重视野外实践，注重野外地质与实验、物理化学的结合；他重视课堂的理论教学，也重视实验室建设与实验教学。为此，他狠抓基础部的建设、保证基础课的门类和学时；他抓岩化系的建设，强调岩矿与化学测试在教学与研究中的结合；他十分重视并亲自抓野外实习基地的建设，以保证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他重视抓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让学生早日进入地质科研领域，提高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他抓数学地质教研室的建设、高温高压实验室的建设，这既是基础科学与地质学的结合，又是跟踪地质科学的前沿；他抓各系、所的建设，帮助他们办出自己的特色……他不仅有想法，更有思路，他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率先垂范。当然，日常的教学管理、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制定等等，耗费他多少心血，更无法记述。

　　在全院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1979年，长春地质学院进入国家重点大学行列。经过30多年的办学实践，长春地质学院建设成为一所学科专业齐全、基础理论厚实、专业基础扎实、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的国家重点大学。长春地质学院的毕业生遍布祖国各地，许多人成为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事业单位的优秀人才。

　　董申保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岩石学家，在变质岩、岩浆岩岩石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变质岩岩石学方面学术造诣精深，是我国变质岩岩石学学科的开拓者之一，当前国内的变质岩岩石学学者，相当一部分直接或间接出其门下。

　　20世纪50—60年代，董申保组织长春地质学院师生在胶东、辽东、吉南、燕山等四个大面积早前寒武纪变质岩分布区，开展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当时国内还没有在这类地区开展区调工作的经验，也没有这类地区填图工作的方法和规范可循，必须独自创新加以解决。为此，成立了“变质岩和变质矿床研究组”，他亲任组长。通过实地考察和研究，提出了一套适用于1∶20万区测的变质岩研究和填图工作方法——《前震旦纪变质岩区的几个基本问题和工作方法》，该成果以专辑形式公开发表，对整个华北陆台变质岩区第一轮1∶20万区测工作起到了有益的指导作用。通过区测和专题研究，首次建立了四个地区早前寒武纪区域变质地质构造框架，为后来的区域地质研究和矿产普查勘探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得到有关单位的好评。同时，确立了“变质地质学”这一研究方向。这一阶段的成果，除编制了四个地区50余幅1∶20万地质图和相应的地质研究报告外，还编制了1∶50万辽东半岛前寒武纪成矿规律图和专题报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变质建造”和“混合岩化成矿作用”两个新的论点。他认为，变质建造是地壳发展的一定阶段一定地区内的变质岩石的有规律的共生组合，是原岩建造和变质作用的综合产物，通过变质建造研究可以反映地质环境和地壳演化特点。在经典地质学里没有混合岩化成矿的概念，在混合岩化地区一般不部署找矿工作。董申保等提出混合岩化可以成矿的论点，引起有关部门和学术界的重视。

　　20世纪70年代，董申保组织长春地质学院师生在华北陆台许多地区开展了早前寒武纪变质地质作用和成矿规律研究，对全区前寒武纪地质演化历史及铅、铁、硼等矿产的成矿规律等方面，都有重大的理论创新，并在此基础上，第一次对中国早前寒武纪地质及成矿作用进行了系统总结。期间，还在华北陆台以外的各时代变质岩区，如华南加里东变质带、滇西康定杂岩和鄂西崆岭群等，进行了大量变质地质学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1985年，在长春地质学院成功地召开了有13个国家、190多人参加的“国际早前寒武纪成矿作用学术讨论会”。

　　中国第一代变质地质图的编制。70年代中后期，国际上变质岩地区编图工作发展迅速，欧洲和苏联等地区变质地质图的编制工作相继完成。为了填补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董申保1981年发起和组织了“中国变质地质图的编制与研究”课题，全国22个省、自治区26个单位的200多位专业人士参加，历时5年，出版了《中国变质地质图（1∶400万）及其说明书》（中英文两种版本）（1986），30余万字的专著《中国变质作用及其与地壳演化的关系》（1986），以及数十万字的研究论文集（1987、1988），系统提出中国区域变质作用类型及其时空分布，区分了变质域（domain）和变质巨旋回（megacycle）及其与大地构造的联系，并从演化角度说明各类型分布的特征，每一巨旋回既有其周期性的二元性（dualety），同时又有其标志第一次出现的类型，也提出了变质矿床的划分特征。世界地质图编图委员会变质图分会主席H.J.Zwart（兹瓦特）教授认为该图优于国际上同类图件的水平，本图的出版使人们对变质作用的理解前进了一大步，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内专家认为该图的出版对我国变质岩研究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性质。董申保、沈其韩、孙大中、卢良兆主编的“中国变质地质图（1∶400万）及中国变质作用及其与地壳演化的关系”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奖一等奖（1987），第四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一等奖（1988），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9）。1988年在长春地质学院举办了一次“变质作用与地壳演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后，在国际变质地质学杂志（Journal of Metamorphic Geology，1993）上出版了论文专辑，使中国变质地质学研究进一步走向国际舞台。

　　蓝闪石片岩带研究。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董申保较系统地研究了分布于扬子地台北缘长约2000公里的元古代蓝闪石片岩带，主要研究以蓝闪石片岩相为特征的低温高压变质作用。在国际上他较早注意到蓝闪石片岩的成因不局限于洋壳俯冲的构造环境，也可能出现在与陆壳俯冲有关的板内环境中。指出洋壳俯冲性蓝闪石片岩以硬柱石蓝闪石片岩为主，而陆壳俯冲型蓝闪石片岩则以蓝闪—绿片岩相为特征。他所著《中国蓝闪石片岩带的一般特征及其分布》发表于《地质学报》（1989）及其英文版（1990），并被译成俄文，引起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董申保教授领导的课题组对“扬子北缘前寒武纪蓝片岩及有关榴辉岩”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提出这一地区的高压变质岩石具有明显的系列变化，从绿纤石—阳起石相→蓝闪绿片岩相→蓝闪石→黝帘石组合→榴辉岩相，相当于都城秋穗提出的高压过渡型，建立了陆壳俯冲型高压变质作用的一个典型实例。这一重要成果集中展示于英文版研究专著《The Proterozoic Glaucophane-schist Belt and some Ecologites Of North Yangtze Craton，Central China》（董申保，崔文元，张立飞等），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96）。该项研究获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98）。

　　花岗质岩石的研究。90年代以后，董申保又致力于花岗质岩石的研究，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了70年代以来的花岗质岩石研究的主要进展，概括了花岗质尤其是英云闪长质岩石实验岩石学研究的成果，阐述了花岗质岩石研究中的“残留体”假说和“混熔”假说之争，指出了Pitcher花岗岩成因分类的意义与存在的问题，其论文发表于《高校地质学报》（1995）。其后，在分析中外学者花岗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花岗岩拓扑学”理论，在《花岗岩拓扑学的研究展望》（《地质论评》，2001）和《花岗岩拓扑学的反思》（《地学前缘》，2003）等文章中，强调以地质环境为前提，通过对花岗岩系列中，与侵位及其演化密切有关的岩石、矿物及地球化学元素的共生组合特征的综合研究，从整体反演花岗岩自然体系的源区状态及演化过程，揭示花岗岩形成时的大地构造环境。他提出的花岗岩与大地构造特定发展阶段联系的观点，从理论上发展了花岗岩与构造环境关系的理念。针对国内埃达克岩研究热潮，董申保系统评述了埃达克岩的原意与综合特征，并针对其与英云闪长岩、奥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及当时研究埃达克岩的现状，提出自己的见解，强调埃达克岩总体上说是地壳镁铁质岩石和地幔橄榄岩相互作用的产物，埃达克岩系的确定应该依赖于对岩石、矿物、化学成分的综合研究，并要与实验研究成果和地质构造背景密切结合（《地学前缘》2004）。

　　此外，董申保以数十年来对地质科学的理解和体会，从哲学角度反思地质科学的方法和理论演变过程，认为地质作用是自然界永恒的物质运动形态，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中，并有着特定的运动历史，属于自然界中较高的物质运动形态，不应等同于简单的初级的物理和化学的物质运动形态。地质运动过程表现为不同物质形式组成的一系列有规律和有层次的共生组合。岩石共生组合主要反映出其形成的地质环境及其大地构造位置。矿物共生组合基本上体现了自然界中所固有的热力学体系，并可用以探讨其形成时深部热流传递的机理。元素共生组合以元素的地球化学行为为基础，反映出地质作用中各源区的特征及经受作用后的迁移行为。同位素共生组合则以元素中的核子行为为基础，用以计年和跟踪其源区。它们之中虽各有不同，但又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并成为近代地壳动力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地学前缘》，1998）。他认为，地质科学方法主要是外延法，是在认识过程中，通过归纳或演绎推理找出最佳解释。在地质科学理论发展过程中，争论是揭示地质作用内在矛盾及其转化的重要方式（《地质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载于《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院士论坛》，1996）。

　　作为一名学者，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主要表现在对待自己的学术成果的态度上。中共长春地质学院委员会关于命名董申保为优秀共产党员的文件中说：“最为大家佩服的是他在学术研究方面不计名利和共产主义风格。远在1950年的法国，为了地下党工作的需要，毅然决然放弃了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因而未获得博士学位。1958年以来，他科研班子里的同事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可以说篇篇都有他的论点和得到他的帮助，但篇篇都没有他的名字，人们写上得到董申保教授的指导，有的也被他勾掉了。变质岩全国通用教材的编写，他付出了一定的精力和劳动，但没有署他的名字，他的科研心得、最新体会、贵重资料，没有发表以前，可以向别人讲，供别人用。”他说：“只要对党、对国家、对科学发展有利，别人写出来还不好吗?”

　　董申保长期从事变质岩和花岗质岩石的研究，在这一领域有许多创新性的认识和理论成果，这些认识和成果，他总是希望能及时指导基层工作的实践。他每到一处，在野外实地考察和听取当地地质科技工作者汇报之后，不顾劳累，连夜赶写讲稿，给地质人员讲课，有时一天讲七八个小时，把实地考察所得的第一手资料、对这些资料的分析以及理论知识和自己丰富的经验，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大家。

　　董申保视个人名利淡如水，对国家建设甘愿多做贡献。“文化大革命”前，他曾把节省下来的7000元交给党组织，支援国家建设。组织上考虑到他除工资外没有其他收入，做了说服工作，把钱退给了他。50年代，他兼任中国地质科学院东北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两年多，按规定每月应付给50元津贴，但他从不领取，组织上帮他领来10个月的津贴500元，他全部交了党费。

　　董申保一心扑在工作上，家庭生活十分简朴。在长春地质学院32年，就住在仅33平方米的两间小房里。他对个人和家庭生活很少考虑，但对他人，特别是家庭困难和遭到不幸的同志，情深谊长，慷慨资助。在三年困难时期，他把节省的粮票、定量供应的白糖、肉、蛋等实物和票证，大都赠送给婴幼儿和患肝炎、浮肿病的同志。“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两名职工先后病故了，一家留下3个、一家留下4个很小的孩子，妻子都是家庭妇女，生活十分困难，董申保给两家各送去300元。原学院党委的一位干部，后调到别的单位工作，1964年不幸病故，董申保得知他家庭非常困难，给他家属寄去500元。据不完全统计，在长春地质科学院工作期间无偿资助他人约七八千元。

　　2010年2月19日18时10分,董申保逝世于北京，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