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居英，原名刘志诚，吉林省长春市人。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领导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任山东省政府秘书长兼公安局局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长春特别市首任市长，东北民主联军吉黑支队政治委员，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哈尔滨铁路局局长、沈阳铁路局局长、东北铁路总局第一副总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长春铁路局中方局长。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铁道运输司令部（后改为东北军区军事运输司令部）司令员，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副司令员、朝鲜铁道军事管理总局局长兼政治委员、中朝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副院长、院长，哈尔滨工程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海军政治部主任，铁道兵副司令员等职。1987年1月离职休养。刘居英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15年12月6日逝世，享年98岁。

一

　　刘居英，1917年3月31日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新立城。刘家祖籍山东掖县，晚清年间曾祖父逃荒到新立城落脚安家。祖父是乡村郎中，父亲刘宗岳年轻时离家投奔了奉军，在郭松龄部队当兵，随军征战，升至连长。后郭松龄率兵倒戈，兵败被杀，刘宗岳被遣散回到家乡，在长春市三马路开店谋生。

　　1921年，刘家迁到长春市自强街居住，刘居英就读于长春市自强小学。他在学校不仅各门功课成绩名列前茅，而且体育很好，足球踢得颇有名气。1930年春夏之交，在与日本学生队的一场足球比赛中，处于下风的日本队员故意使黑脚，将刘居英踢倒，造成脚部骨折，经治疗三个月后康复。

　　1930年，13岁的刘居英高小毕业。当年伊通河发大水，家中颗粒无收，生意惨淡，实在供不起两个孩子继续读书。父亲卖了5公顷地，让哥哥刘志贤去沈阳读高中，让刘居英辍学，去齐大叔的裁缝铺当学徒。刘居英不愿辍学，一气之下跑到吉林市找到已出嫁的大姐，要求送他报考吉林师范附中。师范学校不收学费，靠大姐家资助一点生活费，刘居英如愿继续读书。

　　1932年3月，伪满洲国在长春建立，吉林境内的学校全被关闭，作为学生会干部的刘居英和哥哥以满腔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身抗日爱国学潮。1933年4月，刘居英在长春市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中共吉林特支因叛徒出卖遭到破坏，大批党团员被捕，哥哥因身份暴露逃往关内。5月初，敌人发现了刘居英与被捕同学的来往信件，将其逮捕，扣押在日本宪兵队严刑拷打，他死活不承认自己是共青团员，敌人没有从刘居英身上得到任何东西。在父亲的搭救下，刘居英被保释出来。日本宪兵派特务监视刘居英，并规定他不准离开家，不准离开长春。

　　1934年春，原吉林第一师范的同学张文海以商人身份从北平来到长春。当年闹学潮、反对熙洽出卖吉林商埠地时，张文海是吉林市学生会总代表、共产党员，刘居英是初中学生会代表，因而相识。刘居英见到张文海，方得知大哥刘志贤已到了北平。见面后刘居英便向他诉说起失去党团关系、被困在家中的苦恼。张文海劝他说：“不要紧，我想办法帮你安排。”初夏，一名由北平探亲回家叫杨瑞仙的女学生找到刘居英说：“张文海让我把你带到北平去。”他们装扮成一对恋人，逃离了日伪统治下的长春。

　　初到北平，刘居英找不到党组织，就跟着大哥一同住在北新桥大成公寓，靠四处借钱、朋友接济维持生活，同时积极参加东北流亡学生的救亡活动。1935年9月，18岁的刘居英考入北京大学。在学校，刘居英很快就与地下党接上关系，并参加了北京大学党支部，组织上分派他担任共青团北京大学支部书记。刘居英在进步学生中秘密发展共青团员，几个月就发展了七八个人。不久，共青团撤销，所有共青团员全部转为共产党员。

二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把侵略的魔爪进一步伸向华北，加紧对华北的侵占。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下，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平津和华北危在旦夕！

　　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所高校学生冒着凛冽的寒风，冲破国民党反动军警的警戒线，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了。

　　“东北大个子”刘居英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纠察队队长，他从宿舍拿出床单一撕两半，写上“北京大学”几个字，用竿子一挑，带着十几名同学向校门外冲去。校门口的军警没防备，数百名学生一拥而出，向前门走去。一路上，“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响彻云霄。队伍走到王府井附近的南河沿，遭到反动军警的残酷镇压，有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开始总罢课。

　　12月16日，各校学生再次走上街头，向学生游行会合点——天桥进发，当北大队伍来到南长街时，再次与反动军警遭遇。刘居英和同学们顶着消防水龙头喷出的冷水，赤手空拳与拿着棍棒大刀的军警搏斗。担任纠察队队长的刘居英头部受了伤，同学们冲破封锁，齐聚天桥，举行了万人大会。

　　一二·九学生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和支持。1936年1月，党决定组织“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刘居英担任以北大学生为主的第一团二中队队长，4日凌晨从南郊大井村出发，绕过日军占领的丰台，徒步行程350公里，沿途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宣传团途经十余县，经风霜，受围困，忍饥受冻，一路斗志昂扬，无一掉队。到达保定后，受当局拦阻，宣传团决定返回北平。行前，宣传团召开全体团员大会，座谈南下的感受。大家一致认为：20多天的奔波，突破重重困难，打破了学生生活的小圈子，与工农相结合，变得革命了，远胜一次军事训练。各团纷纷要求把这次南下宣传团变成常设性组织，一致同意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因积极投身爱国学潮运动，刘居英被国民党列入逮捕黑名单。1936年春，中共北方局通知他马上撤离北平，以中共北方局豫西特派员身份到河南开展工作。当时，河南的党组织遭到破坏，上级交给他的任务就是恢复党的组织，秘密组织武装迎接红军北上。19岁的刘居英，揣着组织上给的5块现大洋活动经费，离开北平，直奔豫西。

　　在豫西阌乡县（今河南省灵宝县），刘居英与地下党负责人阌乡完小校长王斌吾接上关系，以河南大学学生身份任该校体育教员开展活动。不久，组织上又派来刘子厚（曾任河北省省长）共同开展白区工作。刘居英以教员身份做掩护，深入群众，宣传反对内战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并发展和恢复党的组织。年底，刘居英和刘子厚的身份暴露，被当局通缉，二人来到陕西华县。当时，“西安事变”爆发，东北军和中央军在华县对峙。在新的形势下，中共北方局指示他们经山西返回北平，不久又派他们到宋哲元的国民党29军做兵运工作。刘居英在29军中秘密发展地下党员，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主张。卢沟桥事变前夕，党组织将刘居英调到中共北方局东北特委任组织委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全面抗战开始。奉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刘居英和东北特委的张文海结伴而行，经天津渡海，绕道山东，到达太原。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彭真热情接待了他们这些在秘密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不久，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又接见了东北特委的同志们。这是刘居英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副主席和蔼可亲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中。

　　1937年9月，刘居英被党中央派到山东工作，彭真让他带3名红军干部和1部电台，又交给他400元农民银行的票子，叮嘱他一定要把人、钱、物安全带到省委。找到山东省委后，省委书记黎玉派刘居英执行党中央交代的一项特殊任务：急赴南京，到十八集团军驻宁办事处领取电报密码。刘居英抵达南京找到鼓楼附近的傅厚岗66号，见过中共中央驻宁代表秦邦宪后，由李克农向他面授密码本的使用方法，刘居英快速牢记在心。准备离开办事处时，发现特务在门口盯梢，李克农巧施小计，把刘居英安全地送过长江。同年9月，山东省委任命刘居英为鲁中特派员，到莱芜一带帮助县委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

　　由于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侵略军长驱南下。1937年12月27日，日军侵占济南，1938年1月1日占领莱芜城，莱芜县委及时下达莲花山起义命令。3日凌晨，各游击小组在莲花山麓李条庄北集合，到了60余人，共50余支枪，组成队伍，编为8个班，程绪润任队长，刘居英任政委。队伍经由李条庄向东，走了十多里路，来到莲花山山腰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田家林村。此时已是凌晨三四点钟，队伍就在村外场院上休息。时值寒冬腊月，天气寒冷，战士们用场院上的草围着身子避寒，没有一个人进村打扰老百姓。

　　田家林村经常来土匪，老百姓误以为是土匪，不敢接近队伍，直到天放亮，才走出几位老人，见到战士就作揖致礼，嘴里还念念有词，显然是将起义部队当成土匪了。同志们向老人们讲明部队是共产党的队伍，是莱芜人民抗日武装，是抵抗日本侵略、保护老百姓的。老人们听后深受感动，连忙通知各家各户，把战士们请到家中，烧水做饭，热情招待。当时正值腊月，战士们饥寒交迫，硬是秋毫不犯。他们筹粮都公平买卖，实在没钱就写下欠条，事后如数偿还，这给田家林村村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6日，队伍被正式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第三中队，刘居英任指导员。

　　经过两周的整训，四支队开始参加伏击日军的战斗。1月14日，在寺岭打响了抗击日寇的第一仗，击毁日寇军车一辆，毙敌十余人，我军只牺牲一人、负伤一人，取得了首战胜利。寺岭战斗虽小，但影响很大，它震动了徂徕山区，大杀了鬼子的嚣张气焰，大长了我抗日军民的威风，锻炼了部队，扩大了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1939年3月，当八路军115师司令部及部分主力部队挺进山东，创建山东根据地的时候，山东的抗日武装已经发展壮大到4万余人，统一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

　　1938年5月，担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团政委的刘居英，被调往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任统战部部长，并被派往国民党第十军团新编第六师高树勋部做统一战线工作，担任教导大队副队长，建立中共新六师委员会，担任书记。这年10月，侵华日军为解除后顾之忧，调集重兵，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武装，国民党则在敌后建立鲁苏和冀察两个战区司令部，以限制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为了巩固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于11月9日发出通知，将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12月，山东分局成立，刘居英任社会部部长。

　　1939年8月至11月，山东湖西（微山湖西）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肃托”事件。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王须仁（苏鲁豫边区湖西边区特委组织部长）伙同王凤鸣（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政委）、白子明（苏鲁豫边区党委书记），采用拷打、逼供、诬陷等手段，将当地数百名党员干部打成“托洛茨基派分子”，杀害了包括区党委负责人王文彬、张如、马霄鹏在内的干部300多人，在湖西造成乱打乱杀的恐怖局面。

　　此事震惊中央，引起高度重视。经中央同意，山东分局派刘居英赴湖西调查事件真相和重整党组织。12月27日，刘居英奉命带五六个干部，对外称“山东分局巡视团”，由686团三支队护送，因种种原因，直到1940年3月4日才到达该地区。此时的湖西地区，党政军民的工作遭受极大的损失，地方党在该地区辛苦创立的工作基础悉数被摧毁，忠诚的党员和群众遭受无辜的迫害牺牲，我党我军的政治威望受到严重损害，反共分子和日寇乘机造谣、挑拨我党我军与群众的关系，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八路军。虽然事态在1939年11月即被亲赴湖西的115师政委罗荣桓和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所制止，但湖西地区的工作尚未恢复，群众的疑惧尚未消除，无辜牺牲者的冤屈尚未昭雪，元凶王凤鸣、白子明等人还未处理。

　　刘居英积极开展调查工作，帮助重建湖西党组织。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找了相关人一一谈话，心情沉重地听取湖西党员、干部和被害干部家属的哭诉，耐心了解各方面情况和意见，查询、翻阅了大量材料，深入调查事件的缘由。1940年6月，刘居英返回山东分局，将湖西事件的经过及善后意见，三易其稿写出了《关于苏鲁豫边区“肃托”斗争的总结报告》。山东分局经研究后，决定由徐向前带报告原件直送中央。党中央接到报告后，毛主席充分肯定了湖西平反工作，并于1941年2月20日做出《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通报全党。同时附电报给山东分局，要求派一名得力干部，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到湖西去平反，处理善后工作。

　　1940年7月26日，山东省各界代表联合大会在沂南县青驼寺村隆重召开，选举成立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全省统一的权力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以下简称“战工会”），刘居英任公安处处长。

　　1941年10月31日，根据中央指示，山东分局决定再次派刘居英赴湖西，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对湖西事件进行平反，并处理善后。刘居英多次召开群众大会和各种会议，宣布中共中央关于解决湖西问题的决定，宣读毛主席给被害者家属的信；颁布《党中央暨山东分局为湖西锄奸事件告边区同胞书》《致苏鲁边区锄奸事件中被害家属书》；为死难烈士召开追悼会，平反昭雪；耐心细致地做好安抚工作，为受打击迫害干部落实政策，如开家属座谈会，宣布“抚恤条例”，对104名死难同志（不包括军队）的家属进行抚恤。在结束善后工作后，根据山东分局的意见，将潘复生等干部留下组成新的湖西地委，恢复党的工作，刘居英于1942年底返回山东分局。

　　1941年至1943年7月，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日本侵略者慑于山东抗日力量的发展，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惨无人道的“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根据地遭到严重的分割、封锁和破坏。在战斗中，山东省战工会两任秘书长先后牺牲，1942年11月，刘居英接任山东省战工会秘书长。

　　1942年，胶东地区又发生所谓的“托派奸细案”，大批干部和指战员被打成“托派”分子惨遭迫害。同年，山东省战工会派刘居英为胶东清河冀鲁办巡视团主任，于1943年2月前往胶东平反。刘居英带领工作组前往胶东途中，正赶上日寇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合围大扫荡”，他们隐蔽在山坳中一个仅有四五户人家叫“到跟见”（意为只有到跟前了才能见到）的小山村中，看着大队的日军从他们隐藏的山村脚下走过。危险过后，刘居英和工作组积极开展纠偏核查、平反落实工作，将百余名干部从危难之中解救出来，制止了胶东地区的肃反扩大化错误。

　　1945年8月22日，山东省政府成立后举行第一次会议，推选刘居英任秘书长兼公安总局局长。

三

　　抗战胜利后，东北因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成为美、苏、国民党和共产党“三国四方”争夺和斗争的焦点。1945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做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在3个月内抽调11万大军、2万名干部奔赴东北。中央两次电令山东军区，要求罗荣桓迅速选调数名高级干部，紧急赶赴东北开展工作。其中指定了5名干部：萧华、吕麟、刘西元、吴瑞林、刘居英。

　　刘居英一行从山东黄县栾家口子小码头乘船跨渤海，在大连登陆后直奔沈阳。之后，他随万毅纵队投入发动群众、清剿土匪、建立根据地的斗争中。

　　长春光复后，城市经济陷入瘫痪，人民生活仍然困苦。由于日伪政权的迅速崩溃，国共两党均没有派大部队进入东北，因而长春处于无政府状态，形成了政权上的真空地带。然而日伪残余、国民党特务及土匪的捣乱破坏，使长春的政局动荡不安。在经济上，工商企业停滞倒闭，大批工人、店员失业，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情况表明，我党在长春面临十分复杂的形势，斗争十分艰苦和曲折。按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9月30日，中共长春特别市委员会成立，申东黎任书记。10月27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任命石磊（曹瑛）为中共长春特别市市委书记，申东黎改任副书记。

　　为了控制东北，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尽可能地争取由中共干部出任苏军军事管制下的东北各省省长、县长，接管并改造旧政权，以便取得中共在东北的绝对优势。经东北局与苏方斡旋，苏方同意中共派人担任长春市市长。

　　1945年11月初，正在前线的刘居英被紧急召回东北局。陈云与刘居英进行了长谈，陈云提到我党已经和莫斯科商定，苏联方面军管长春，由我党选派一人当市长。经研究，决定派刘居英出任市长。陈云特别嘱咐刘居英，当苏军军管时期的市长，市长就是政府，首先要以政府名义来掩护我们党的工作；同时要利用合法政权保证苏联红军的供应。

　　刘居英到长春后，先后找到了周保中（苏军长春卫戍副司令）和石磊（中共长春市委书记），并拜访了苏军长春卫戍司令加尔洛夫少将。11月15日，刘居英与原长春市市长曹肇元办理了交接手续，签署了《市政府交接事宜书类概要》和《市长工作费接交书》。至此，刘居英作为市长正式接管了长春市政府，建立了中共领导下的长春市第一个民主政权。市政府设秘书长1人，由张文海担任，协助刘居英开展工作。市政府下设教育、工务、复工、卫生、社会、财政等6个局和1个总务处。

　　光复之后的长春市局面十分混乱，日伪的残余分子、社会渣滓与国民党特务勾结起来，拉起一股股“地下军”，兴风作浪。曹肇元交出的市政府除了一些敌伪留下的文书外，几乎没有钱财。受尽日本侵略者压迫的长春人民，生活非常困难。当时长春市的社会治安较差，土匪经常在大街小巷出没，抢劫屡见不鲜。工厂停工，商业停业，街上不时出现挎着转盘冲锋枪的苏军士兵。一到晚上，市区死一般寂静，不时传来几声枪响……

　　年轻市长肩上的担子异常沉重，带去的干部和进步青年很少，旧市政府人员倒是很多，各部门还是伪政府的原机构，工作极难开展。刘居英根据市委的精神，任命了一批自己的区长，又向市公安局派去大批干部，公安局的正、副局长都由共产党员担任，将政权掌握在我党手中，逐步将我党干部安排到政府的各重要部门任职。

　　刘居英上任后，以市政府第一号布告的形式，颁发了7条施政纲领：

　　1、协助苏军实行军事管制，发展与巩固中苏友谊。

　　2、保障市民正当权益，建设民主政治，扶持民主团体。

　　3、致力市政建设，恢复公私工商业，取消配给制度，发展自由贸易以繁荣市面。

　　4、严惩罪大恶极市民共恨之汉奸，肃清捣乱分子，安定社会秩序。

　　5、救济失业与被难市民，改善民生。

　　6、废除敌伪对市民之一切反动设施，取消苛捐杂税与各种劳役。

　　7、兴办社会国民教育，肃清奴化思想，树立民主观念。

　　施政纲领的颁布，使饱受14年苦难的长春市民看到了光明与希望，他们交口称赞这7条施政纲领是“新任市长之德政第一声”。

　　11月18日，刘居英签发了长春市政府第二号布告，决定将伪满时期“官有”仓库残存物资投入市场，设置消费公社，公开出售。市政府十分重视城市的供水供电和治安保卫工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维持城市的正常运转，受到广大市民的拥护。

　　一天上午，长春的国民党东北行营内，高官要员们正秘密研究刘居英的政治背景。有人估计他是抗日联军加入苏联红军，也有人估计他是共产党，还有人估计他是地方势力的头目。最后他们决定“投石问路”，派张嘉璈去面见刘居英。

　　在市长办公室里，刘居英从一位西装笔挺的人手中接过名片，来人正是张嘉璈，他态度傲慢地告诉刘居英：“我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你这个市长应该先到东北行营报告。”刘居英心中暗自好笑，把脸一沉，轻蔑地答道：“我是苏联红军军管的市长，什么是东北行营，我不知道！”话音未落，他将名片扔给来人。张嘉璈碰了一鼻子灰回去报告，东北行营立即调动国民党情报机关。很快，一份密电递到了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的手中，“刘居英系共党山东局秘书长”。国民党大员惊讶之余懊恼万分。

　　紧接着，国民党一边向苏联发出抗议，一边利用广播电台攻击共产党，“没有人才，派个嘴上没毛的小孩子担任市长……”刘居英不管这一套，迅速着手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经东北局批准，从万毅部队抽调一个营的骨干，加上当地参军的数百人，组建“长春保安总队”，曹里怀任司令员，刘居英任政治委员，负责维持社会治安，警卫市政府和国民党接收大员熊式辉、蒋经国等人的东北行营。于是，在长春市的大街上出现了穿八路军服的士兵，老百姓见到自己的队伍，兴奋地奔走相告。

　　为了让长春市人民了解新政府，刘居英在斯大林广场（今人民广场）召开群众大会，他详细解释了市政府的施政纲领。随后，刘居英带领全市人民搞起了恢复经济、肃清敌伪残余的工作。在饿殍遍地的贫民窟中，在机器锈蚀的工厂里，在落满灰尘的商店里，人们经常能见到身穿大棉袄的年轻市长。这就是共产党的市长！没有官架子，不欺压老百姓，实实在在为人民办事。

　　一个个血债累累的汉奸被抓住枪毙了，一股股土匪被剿灭了，聚集在国民党东北行营周围的汉奸、伪官吏们惊恐万状。一天，一个大汉奸被市政府逮捕，将在斯大林广场召开公审大会。东北行营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地打到苏军军管会，要求放人。在苏军的干预下，公审会取消了，但是市政府还是遵照全市人民的心愿枪毙了这个大汉奸。

　　自1934年初夏刘居英逃离东北，他就同家人断绝了联系，没有家里任何信息。1945年冬，刘居英回到了阔别11年的家乡长春，“家在哪儿？父母如今怎样？”刘居英不免思念。他从老同学于克那里得知于家、高家和刘家都因儿女参加抗日活动，被日本宪兵列入监视对象，集中居住在南关的一个大院中，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他们没有什么生活来源，只有刘居英的父亲开了个酱园，三家基本上是靠卖酱菜生活。11年后，刘居英第一次回家看望父母，随行带着几个苏联士兵。父亲听说市长来了，忙起身相迎，点烟倒茶。刘居英问父亲认识自己吗？他看了半天没说话。是啊！小儿子离家时才17岁，多年的变化让老父亲都认不出了。“我是永安（小名）啊！”刘居英轻声说。父亲一惊，手中的茶碗掉到了地上，泪流满面地说：“你怎么回来了？”刘居英告诉父亲自己现在是苏军军管长春市市长了。

　　为了维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苏联红军正式向中共东北局提出：中共所属机关和军队限期撤出长春、沈阳、哈尔滨。在长春市政府市长办公室里，曹肇元得意地踱到写字台前，刘居英很快同他办完交接手续，快步走向门口，猛地回身直视曹肇元，心里说：“别高兴，用不了多久，我们不用谁任命，就会挺着胸膛回到这间办公室！”

　　刘居英被迫率部撤离长春，带出的卫戍部队三个团编为吉林军区独立支队，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吉黑支队，曹里怀任司令员，刘居英任政治委员。这支部队在长春、吉林一带担任剿匪任务。在此期间，刘居英参加了吉林省政府的筹建工作，12月27日至30日，吉林省人民代表会议在永吉县岔路河镇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吉林省历史上第一个省级人民政府，刘居英任秘书长。

　　1946年4月，苏军撤离长春后，东北民主联军攻夺长春的战斗打响。4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解放长春。刘居英重新走进市长办公室，出任长春特别市市长。

　　中共长春市委、市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宣布政策，稳定人心。4月18日晚和19日，刘居英市长先后两次到电台发表广播讲话，重申1945年11月人民政府公布施政纲领继续有效。东北民主联军和市政府相继贴出《为建设和平民主的长春》和《长春市政府整顿市政》的布告。《东北日报》发表了社论，号召市民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帮助政府迅速完全恢复市政”“惩治罪大恶极之汉奸，铲除敌伪势力”“实行民主选举”“改善人民生活”“保卫长春，建设长春”。4月20日，《长春新报》复刊，积极宣传中共实行的各项政策。广播电台的恢复、报纸杂志和各种进步书籍的发行，犹如一股清新的春风，令长春市民感到十分新奇，使他们了解了中共建设长春、保卫长春的政策及重要意义，从而达到了稳定人心的目的。5月9日，长春市政府召开10万人盛大集会，庆祝东北民主联军首次解放长春的伟大胜利。大会由刘居英主持，林枫、周保中、高崇民等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呼吁人民保卫和平，建设新长春。

　　当时，我军同国民党部队在四平地区对峙。时值5月，我军的棉衣还没有换下来，枪支弹药急需补充，药品给养也需要大笔开支。刘居英接到了紧急筹款的任务。

　　经过多年战乱的长春人民十分贫困，而前线所需的款项数目大、时间紧迫。有人提议按以往家家户户摊派的办法筹措，刘居英不同意这样做。共产党的政府决不能同反动统治者一样，首先要考虑老百姓的生活。市政府做出决定，让工商局把有钱的大户商行和富豪挑出来，请他们到市政府开会。

　　当时，筹款组长是叶季壮，成员是刘居英和周恒。三个人想出了一个办法，不搞摊派，向财主们要钱。大家把中国大商人、大资本家按资本多少钱列了三十几家，日本人各类商社的头头列了三十来家，请他们认捐。

　　在市政府二楼，人都来齐了，刘居英首先说：我们有困难，请你们帮助。我们相信大家都是拥护民主联军的，现在四平打得很艰苦，军队还脱不下棉衣。你们都是爱国的，是拥护我们的。在伪满时期你们都捐过一些款。再有，日本侨民在这里住了很久，有了一些资产。本来嘛，这些资产都是在东北得到的。现在你们应该拿出一些来，助我们一臂之力，请大家考虑。刘居英把需要的数目讲出来之后说：“我是紧急需要，今天就得拿走。”这时，工作人员给到会的每个人发了一张纸条，让他们把自愿捐的钱数写上。

　　刘居英走到后面的一个小屋里，与叶季壮、周恒在那里等着。过了一阵子，工作人员把写完的纸条拿了进来，把数目一凑，总数不够，还不到二分之一。

　　这时周恒出去了，对中日资本家讲道：“现在，我们是保卫四平，四平打不好，我们就退至长春，保卫长春。你们愿意在四平打，还是愿意在长春打？你们捐这点钱，也太不像话了！这样不成，你们过不了关！”这唱黑脸的一出场，在场的人都害怕了，日本人更害怕了。

　　接着，叶季壮说：“考虑考虑嘛，开明一点嘛！王荆山（他们的代表）谁不知道你家有多少钱？”这样一来，王荆山家的人开始捐了，其余的人就跟着捐了。于是，写完一个，下楼一个。有青年干部在楼下等着，下楼一个，他们就派一个人跟着去取钱。就这样软中带硬，把款筹了上来。与此同时，刘居英还派人通知日本侨民会，要求他们按照伪满洲国时的官衔大小，自列名单、自行筹款，送交市政府。两日内，包括原中央银行副总裁在内的未及撤走的日本官吏，把以前从中国人民手中掠夺的钱送到了市政府。不出三天，所需钱款便凑齐了，老百姓高兴地说：“共产党为广大受苦人着想，不搞摊派，还是共产党的政府好！”

　　然而，就在长春人民为建设长春、保卫长春而努力工作的时候，四平保卫战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5月14日，国民党军集结10个整师的兵力，分为三个兵团向四平街地区发动了猛烈进攻，并于18日突破防线，攻占了四平。5月19日，彭真、林彪、罗荣桓、周保中在范家屯紧急磋商，“决定排除要继续坚守长春，把长春变为第二个凡尔登的不切实际的主张”。命令部队大踏步向松花江北岸、东岸转移。5月23日，刘居英命令市政府人员立即撤出长春，他烧毁文件，确认各区的同志已安全撤退后，才换上便衣，带着警卫员撤走。

　　夜已深，街上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国民党士兵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刘居英和警卫员混在人群中匆匆向城外走去，路过南关大桥，看见桥头正围着一群人在看着什么。刘居英挤入人群，只见悬赏捉拿共产党人的大布告张贴在墙头，第一名抓捕的对象就是市长刘居英，还用笔将名字勾上了红圈。警卫员连忙把他拉出人群，低声道：“市长，那是出钱买你人头的布告，你还往前挤什么？”刘居英轻蔑地一笑，深情地望着硝烟笼罩的长春市，心里默默地说：“再见了，长春，再见了，家乡的人民。我们一定会回来，这座美丽城市最终一定属于人民！”

四

　　我军撤出长春后，国民党占领长春并继续北进，占领了松花江南岸和中长路两侧的广大地区。遵照中共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中共东北局已撤退到哈尔滨市，长春市政府撤到吉林、延吉等地。

　　刘居英没有随市政府撤退，他带着警卫排随大部队撤到蛟河一带，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从四平火线仓促撤下来的大部队集结在蛟河、敦化一带山区，此时正值青黄不接的早春时节，十几万大军挤在深山沟里，普遍面临着断粮的严重局面。眼看着部队缺粮、战士挨饿，刘居英心急如焚，就地组织起支前工作。恰逢东满军区的领导周保中、陈光、张启龙等人路过，听取刘居英的汇报后，当机立断，决定成立东满军区兵站司令部，任命刘居英为司令员，全力筹集军粮，以解大军的燃眉之急。

　　刘居英领导的东满兵站迅速在蛟河打开工作局面，四处筹粮，解决部队的吃饭问题。当地没有粮食了，他们就向北发展，寻找粮源。在五常县火车站发现停有三台闲置的机车，刘居英便动员并组织铁路工人，开火车往蛟河和敦化运送军粮。后来粮食多了，运力不足，刘居英听说哈尔滨三棵树机务段停靠着几十列火车头和空车皮，便带上三名司机和一个武装班，到调度室说有紧急任务需要用车，将三列火车开出来装运粮食。

　　刘居英不知道三棵树机务段停靠的这些火车的用途。原来是5月22日东北局撤退到哈尔滨后，准备一旦情况紧急，继续后撤到佳木斯而待命备用的。东北局发现少了三列火车，一打听，才知道是五常的“刘司令”偷走的，林彪大怒，要彭真严查，彭真急忙派组织部部长林枫去调查。

　　林枫来到五常时，刘居英正满脸煤屑、一身汗水地开火车忙着运粮，听说有人告状说他是土匪，破坏军运，他恼火地说：“四平撤出的12万大军没粮食，都快饿死人了，还如何打仗！”林枫回去如实汇报，林彪听后说：“这还是有功呢！”

　　1946年夏，在哈尔滨召开的会议上，陈光、万毅等部队领导纷纷说：“撤出四平后，部队没粮，地方上也没粮，差点饿死人，幸亏有刘司令办的兵站，部队才有饭吃！”刘居英受到东北局的表彰。

　　也许是因为刘居英会开火车，组织上认为他搞铁路还挺有一套。1946年8月，东北局将刘居英调到哈尔滨管理铁路运输，从此他与铁路结下了不解之缘。

　　自1946年起，东北民主联军就向中长铁路各分局派驻军事代表，刘居英兼任哈尔滨三分局军事代表。哈尔滨解放后，5月20日，在哈尔滨成立北满铁路管理局，7月25日撤销，成立东北铁路管理总局。9月，在哈尔滨成立由东北铁路管理总局领导下的拉滨铁路分局（10月改称哈尔滨铁路分局），刘居英任分局局长。12月12日，根据东北铁路管理总局命令，哈尔滨铁路分局与绥化铁路分局合并，组建成立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刘居英出任第一任局长。

　　为全力支援东北解放战争，保卫胜利果实，刘居英上任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开展“死车复活”运动，抢修破烂不堪的报废机车，使其重新投入使用，以解决当时铁路运输动力不足的困难。哈尔滨铁路局为支援解放东北、解放全中国，为恢复东北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管理局还训练、培养和输送了许多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哈尔滨铁路局成为新中国铁路建设的人才摇篮，从哈尔滨铁路局走出的干部成为各铁路局的骨干力量。

　　1948年10月锦州解放后，党中央电告东北局，准备解放全东北，接收沈阳市。10月27日，东北局决定由陈云、刘居英等11人组成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陈云担任主任，准备接收沈阳。

　　沈阳解放后，刘居英按照“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原则开展工作。对刘居英来说，当务之急是：一是抢修被战争毁坏的铁路，迅速恢复铁路运输；二是按管旧政权管辖的沈阳铁路局。

　　当时辽沈战役刚刚结束，铁路设施和通信线路遭到极大破坏，刘居英迅速派出队伍，抢修铁路和通信线路等设施，三天内恢复了沈哈间的铁路运输，一周内恢复了沈阳至锦州和沈阳西的机车车辆运转，一直恢复到山海关，保证了平津战役的军运任务。

　　原国民党沈阳铁路局情况十分复杂，日伪汉奸和军统特务混杂在职工队伍中。在陈云的支持下，刘居英采取“稳住大局”的方针，先把全部人员接收过来，各守其职，不追究有问题人员的历史，在恢复工作中再慢慢调整，确保铁路正常运转。

　　在恢复沈阳火车站时，发现国民党多次出动飞机轰炸一列没有来得及撤走的列车，经查看原来是一列装满美国援助国民党军队120、122榴弹炮弹的军列，刘居英迅速组织人员冒着被敌机轰炸的危险，将军列分解转移到沈阳安东线小站的安全地带。为此，陈云颁布军管会命令，嘉奖转移这辆军列的有关人员，后来这批弹药在平津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刘居英先后出任中央军委铁道部沈阳铁路局局长、东北铁路总局第一副局长。在新中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期间，中央获悉国民党特务将要在毛主席访苏期间在铁路线上破坏，形势很危险。刘居英负责山海关至满洲里沿线的铁路保障工作，他精心组织，带领沿线干部群众日夜巡逻，确保毛主席专列的安全往返。

　　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在莫斯科签订《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根据并依照该协定第一条，4月21日在北京签订了《中苏合办中国长春铁路公司议定书》。新的中长铁路管理局于25日开始工作。理事会主席和铁路局长由中、苏双方按期轮换担任，33岁的刘居英被任命为中国长春铁路局中方局长。

五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政府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派兵入侵朝鲜，并不顾我国政府的多次严正声明和警告，把战火延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新中国的安全。对此，中共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前线，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者。

　　为加强对部队集结和入朝铁路运输的指挥调度，解决运输指挥上的矛盾，使铁路适应战争的需要，10月初，铁道部与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军区商定，在沈阳建立军运指挥机构。11月11日成立“东北铁路沈阳临时指挥所”（简称临时指挥所）作为东北铁路运输指挥中心。同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和铁路职工志愿援朝大队相继入朝，与朝鲜人民军铁道部队、朝鲜铁路职工并肩作战。随着形势的发展，铁路运输日益繁重，12月，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联合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决定以临时指挥所为基础，成立东北军区铁道运输司令部（后改为东北军区军事运输司令部），刘居英任司令员。

　　志愿军参战前，朝鲜北部铁路已遭到严重破坏，陷入瘫痪状态。第一次、第二次战役期间，铁路运输正处在抢修、恢复中，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第三次战役后，虽经大力抢修，铁路运输仍大大落后于战争的需要。1950年12月23日，彭德怀司令员致电东北局并报党中央，提出：“若无火车运输，汽车白天又不能行驶，要想支持数十万军队继续南进作战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早在第三次战役发起前夕，彭德怀司令员就指出，对运输问题“若无速效解决办法，势必延长战争”。事实证明，志愿军第三次战役突破汉江后，因缺粮少弹，必要物资得不到保障，不得不停止前进，变进攻为防御，展开守备汉江的第四次战役。

　　1951年1月22日至30日，志愿军第一次后勤会议在沈阳召开。会议总结三个月作战的后勤工作，专门研究前线运输问题。会议由李富春主持，周恩来率军委各总部领导到会。大家一致认为，影响战争进程的主要因素是后方运输供应问题。作为主管铁路运输的刘居英感到压力很大，他说：“总理，我也讲5分钟。”得到总理同意后，刘居英将所面临的困难讲了出来。铁路站段和铁道兵战士天天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用鲜血和生命保障运输畅通，伤亡之大，让他难过得心里滴血。他需要人，需要材料，更需要能教训敌机的高射炮，刘居英整整讲了45分钟。周恩来耐心听完他的发言，当即决定：给铁道运输司令部派三个高炮师。会议提出“建立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刘居英1951年5月入朝参战。在中央军委的任命电报中，刘居英身兼多职：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副司令员、朝鲜铁道军事管理总局局长兼政治委员、中朝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居英对中央军委的任命深感意外和不安，他赶紧给彭德怀司令员打电报，提出自己的资历较浅，还是出任副职为妥。彭德怀回复说，军委已研究过，不再变了。在战争环境下不允许有任何的犹豫，刘居英挑起了这副重担。事后他才得知，破格任用他的意见是周恩来总理提议的。因为刘居英曾任中长铁路局局长，又是东北军区铁道运输司令员，对他的政绩和能力，总理是比较了解的。在研究司令员人选时，有人提出刘居英是不是太年轻了，怕他“顶不住”朝鲜战场残酷的环境，周总理说他相信居英一定能干好。

　　刘居英没有辜负周总理和军委领导的厚望，迅速组织起运输、抢修和高射炮三个指挥部，统一指挥铁道兵、高射炮兵和朝鲜各个铁路分局，担起铁路抢修、防护和运输工作重任。

　　美军深知铁路运输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曾对志愿军前线部队每日的物资需要量和运输能力做出评估，判断铁路是主要运输手段。朝鲜北部北宽南窄，山多河多，铁路穿山越水，抢修不易；铁路布局，南北贯通线多，缺少东西联络线，且大都位于沿海，又与公路平行，易于破坏。特别是主要铁路线集中，通过朝鲜半岛的两侧，在新安州、西浦、价川间构成“三角地区”，成为咽喉部位，一旦被掐住，铁路运输便陷入瘫痪。整个战争期间，美军空军一直把铁路列为空中封锁破坏的首要目标，不分昼夜地对朝鲜铁路线进行狂轰滥炸。

　　在近3年的时间里，仅朝鲜铁道军事管理总局管区内，美军共出动各式飞机约59000架次，投弹达190000余枚，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投在英国本土各类炸弹数的15倍；共破坏桥梁1606座次，延长65009米，线路15564多条，长达409474米，车站3747处次，延长131935米，隧道89座次，机车1058台次，车辆12282辆次，使铁路运输始终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铁道战线上的对敌斗争十分惨烈，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50年11月至1951年6月，敌军肆意轰炸，我军边摸索、边抢修、边抢运。志愿军刚入朝时，由于朝鲜北部铁路全部被炸毁，作战物资主要靠汽车运输。敌机轰炸的主要目标是公路、汽车、物资囤积点和部队驻地等。随着铁路运输的伸延及其作用的提高，敌人把破坏的重点转向铁道线，使用轰炸机群大量投掷炸弹，或用战斗轰炸机轮番俯冲对车站、桥梁进行轰炸。先是重点轰炸西清川江、东大同江、秃鲁江等运输关键的桥梁，随后采取截击两头的办法，相继轰炸鸭绿江和大同江等桥梁。针对敌人以轰炸桥梁为主要的破坏手段，我军在抢修上采取“保三江”，在运输上采取“抢三江”的方针。即动员一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发挥灵活的机动作战能力，用“片面运输法”（即在一个通车夜、一个区段内，列车向一个方向前进，不实行交会的行车方法）大量抢运重车，突破敌人对清川江、大同江和先鸭绿江后佛流江等关键桥梁的封锁，使运输形势逐渐好转，运输能力不断提高，初步改善了前线作战物资的供应。第二个时期是从1951年7月至1952年6月，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敌人一方面被迫接受停战谈判，一方面又发动夏季攻势，企图切断我军运输线，阻绝前线供应，揭开了“绞杀战”的序幕。当时，侵朝美国空军投入90%的兵力，集中封锁新安州、西浦、价川三角地区。该地区所处位置非常重要，是铁路运输的咽喉，通则四通八达，不通则南北断、东西亦断。线路两旁多水田，抢修十分困难。4个月中，侵朝空军以每日平均5批次103架次的飞机连续轰炸，在70余公里的线路上，遭到的破坏达2671处次，平均每2米即中弹一枚，路基弹坑累累，无一段完整。加上定时炸弹威胁，抢修速度慢，敌军白天炸，我军夜里修，未等修好又被炸坏，使运输濒于瘫痪。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粉碎敌人的“绞杀”，我军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重点对重点，以密集的“片面运输法”连续突破封锁，以高射炮应对轰炸的作战方针，统一指挥运输，抢修和高射炮兵部队的运、修、射联合作战，上下一心，群策群力，决战决胜，终于粉碎了敌人对三角地区的封锁，取得了反“绞杀战”的胜利。第三个时期是从1952年7月至1953年7月，积极巩固反“绞杀战”成果，保障运输通畅。美军“绞杀战”破产后，仍未放松对铁路的轰炸。我军则主要进一步提高运、修、射联合作战能力，在运输上变过去“保证军运，照顾民运”的方针为“满足军运，保证民运”，既保证了前线物资的供应，又满足了朝鲜国民经济方面的需要。

　　在“绞杀战”最惨烈的阶段，刘居英连续四个昼夜没合眼，血压降到70/30mmHg，他一头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周恩来总理闻讯后下令将他送回北京抢救。奉命赶来抢救的医生检查后说了一句：“让他睡吧，睡醒了就好了。”昏睡了两天的刘居英，清醒后马上要求向总理汇报工作。

　　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仔细询问了刘居英的身体状况，确信他已恢复了体力才放下心来。他对刘居英说：这次不听你的工作汇报，找你做个调查，你们每天生活开支需要多少钱？刘居英原来准备好战胜“绞杀战”的详细报告，没想到总理问这些问题，凭着他做白区地下党工作练就的好记性，仔细地将每天的各种花销详细报告给总理。总理还详细询问了朝鲜人民军每天的消费情况。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第二天上午9点，刘居英准时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会议，他事先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被安排到前排左侧就座。会议的气氛似乎有些异常，周总理一脸的严肃，认真分析了志愿军和朝鲜军队的物资消耗情况，特别称赞铁道兵是“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此时，刘居英这才明白让他参加会议就是要让他证明军队在前线的物资消耗情况。几天后，身体康复的刘居英返回了朝鲜前线。

　　1952年4月9日，志愿军代司令员陈赓接替回国治病的彭德怀司令员，上任后听取的第一个汇报就是刘居英的反“绞杀战”情况。陈赓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听取刘居英报告运输情况，在严重的轰炸封锁下，我军仍保证了供给，这是奇迹。”

　　近三年的浴血奋战，铁路共运输部队和物资385234辆（重800余万吨）。完成铁路抢修、新修和战后复旧工程，共计桥梁2294座次，延长128884米；线路14691处次，延长1003303米；车站3684处次，延长161130米；隧道122座次。铁路通车里程由入朝初期的107公里延长到1391公里。铁道战线参战人数最高达15万余人，有3231人光荣负伤，1705人壮烈牺牲。英雄的铁道兵指战员和铁路职工们、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创造和巩固的“钢铁运输线”，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世界战时交通运输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刘居英战功卓著，金日成首相授予他一枚朝鲜“一级国旗勋章”、一枚“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同时，为了表彰刘居英在战胜“绞杀战”中的特殊贡献，特授予一枚“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六

　　为迅速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1952年6月，正在朝鲜指挥作战的志愿军代司令员陈赓奉调回国，担起了创建军事工程学院的重任。仅一年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多军兵种、综合型的国防高科技学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以下简称哈军工）在哈尔滨市南岗荒原上拔地而起。1954年春，刘居英奉调从朝鲜回国，中央调他去协助陈赓办学。4月10日，刘居英登上开往哈尔滨的列车，走进了哈军工大院。几天之后，在一次小规模部、系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陈赓将刘居英介绍给大家。陈赓说：“这位就是中央给我们派来的副院长，刘居英同志当年是北京大学的大学生，是个知识分子，有着光荣的革命履历，在朝鲜战场上，他是我们志愿军高级将领中的一位英雄啊。”

　　刘居英刚上任，就参加陈赓主持的团以上党员干部大会，传达学习中央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只要是不开会，陈赓就带着刘居英在学院四处转悠，和苏联专家聊聊，去看望老教授和到系里巡视，还不时地将刘居英介绍给大家，帮助他尽快熟悉情况。陈赓对刘居英说：“你刚来，又不属于什么山头的。当前你先抓干部的团结工作。你比我年轻，就大胆放手工作吧，有什么困难我来解决。”

　　1954年5月5日，刘居英被增补为军事工程学院党委委员。7月中旬，调整后的《第一期教学计划》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阅通过。在陈赓院长的领导下，主管教学工作的刘居英认真组织实施。8月30日，刘居英向全院处以上干部和教员传达《第一期教学计划》，他说：“我们这个教学计划是经过毛主席亲自审阅过的，这对于我们学院的建设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我们要进一步明确军事工程学院的培养目标。走出我们学院大门的毕业学员，必须是政治上坚定，无限忠于党和人民，忠于祖国，具有高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军事工程师；他们必须是精通并善于使用本兵种技术兵器，能够独立完成工程任务，并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有较高文化程度和一定军事素养的军事工程师；他们必须是忠诚老实、勇敢顽强，富于主动性、警惕性，不怕困难并善于克服困难的军事工程师；他们必须是能够教育与培养其部属、体格坚强、能忍受军事勤务中一切艰难困苦的军事工程师……”

　　1954年10月，陈赓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任哈军工院长和政委，但工作重点转移到北京，学院党委决定由刘居英主持学院的全面日常工作。

　　1955年9月27日，我军举行历史上第一次授衔、授勋仪式。在这次授衔中，刘居英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刘居英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出席了于9月15日至9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大会。在大会选举时，刘居英和时任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被解放军代表团推选为选举监票人，负责在主席台监票。他们身着军服站立在投票箱两侧，激动地看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投下庄严的一票。“八大”之后，哈军工全面贯彻“八大”路线，教学和科研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

　　1956年，在党中央“向科学进军”和“八大”精神的指引下，哈军工坚持“出人才、出成果”的办学宗旨，积极探索国防科技教育的规律，坚持从严治校，在教员和学员中倡导“严格、严肃、严密”的“三严”作风，源源不断地向国家和军队输送大批又红又专的合格毕业生，他们默默地战斗在深山大漠、海疆草原，成为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国防科研战线的骨干力量。

　　1957年6月，遵照陈赓院长“走出国门、开阔眼界，把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军事院校的办学经验学到手”的指示，刘居英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院校参观团出访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参观团受到三国军事院校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刘居英和哈军工的出访人员一起，认真学习，虚心取经，使这次出访收获颇丰。

　　哈军工建院伊始，科研就与教学比翼齐飞，成为全军的科研中心。在十余年间，百余项“共和国第一”和“全军第一”的国防科研重大成果几乎涵盖了从轻武器到“两弹一星”，从战机、舰艇、计算机到火炮、坦克、工程机械等所有军兵种的国防科研领域。哈军工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奠基石和人才库。

　　1959年11月，陈赓根据国内外的形势发展，提出哈军工分建和再建的战略思想：尖端集中，常规分散，双方兼顾，照顾尖端。在哈军工的母体上，分别建成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兵四所院校。刘居英受命承担起这次全军院校大调整中的主要任务。之后，哈军工先后建立起全国高校中唯一的导弹工程系、原子工程系、电子工程系和计算机系。

　　1961年3月16日，陈赓因病逝世。同年10月27日，刘居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

　　哈军工自创办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余年间便声名鹊起，跻身全国著名高校的前列，成为举世闻名的中国军事工程师的摇篮、中国科技强军的发祥地。在哈军工的12年，刘居英呕心沥血，励精图治。他坚持深入实际，善于总结经验，为哈军工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办学思想，为中国军校发展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七

　　1966年4月1日，对哈军工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这一天，所有哈军工的干部、教员、学生都默默地摘下代表着军人身份的领章和帽徽。国防科委决定军事工程学院脱离军队序列，更名为“哈尔滨工程学院”。许多院级领导调动了工作，刘居英留了下来，担任院长兼党委书记。

　　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哈军工的“一把手”，刘居英始终保持光明磊落的党员风范，表现出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勤勉的敬业精神。

　　1971年初，刘居英只身来到大连，在红旗造船厂工具车间当了一名普通钳工。每天他夹着饭盒上班，拜老工人为师，同工人们劳动生活在一起。

　　1971年9月，刘居英被海军干部部电话急召回北京，海军领导找他谈话征询意见，打算安排他到六机部（国务院造船工业部）任部长。刘居英多年在部队工作，“文革”前脱下军装的无奈使他无法释怀，既然是征求意见，便提出不想离开部队的要求。1972年3月，刘居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主任。

　　时隔6年，刘居英重新穿上军装，走上工作岗位，心情无比激动，他以满腔的革命热情，积极投入工作之中。他在海军系统顶住压力，实事求是，认真落实政策，解放了一批被错误打倒的干部。他狠抓政治部机关的自身建设，深入北海、东海、南海几大舰队的基层部队和所属院校调查研究，指导工作。

　　刘居英在海军工作的几年间，由于“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他时时感到压抑和困惑。1975年8月，刘居英被免去海军政治部主任职务，等待分配。

　　1977年9月，刘居英到中央党校学习了半年。这是中央党校“文化大革命”后首次开班。学习中，学校组织学员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1978年5月，刘居英调任铁道兵副司令员，分管工程和战备工作。

　　铁道兵是1953年9月组建成立的兵种，由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铁道兵团4个师和新建铁路指挥局6个铁道工程师为班底组成。在解放战争和朝鲜战场上，刘居英曾经领导过这支部队，和许多指战员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20多年后，他调回自己熟悉的铁道兵，感到业务熟，责任重。

　　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奉中央军委命令，铁道兵的3个指挥部（所）、10个师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和“三北”紧急战备任务。刚调到铁道兵工作不久的刘居英，被点名率铁道兵一师、二师3个加强团，携带各种工程机械、机具和车辆，分赴广西、云南战区参战。62岁的刘居英率部一直打到越南谅山。回国后，他结合对越作战经验，亲自起草了《铁道兵建设的几个问题》，作为中共铁道兵党委文件上报中央军委。

　　1973年以后，国家决定继续修建青藏铁路第一期工程，哈尔盖至格尔木段铁路全长683公里由铁道兵第七、第十师承担施工任务。该工程于1974年3月动工。刘居英率领铁道兵全身心投入抓工程项目建设之中，60多岁的刘居英几次登上雪域高原，检查指导工程建设情况。十几万由铁道兵、铁道职工和民工组成的筑路大军经过近10年的奋战，青藏线一期工程于1984年正式投入运营。该铁路全长845公里，位于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北面，自西宁蜿蜒而西，攀越文成公主进藏时经过的日月山，驰过我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和美丽富饶的天峻大草原，穿越海拔3900米的关角山，伸进柴达木盆地，在德令哈折向西南，越过察尔汗盐湖，抵达戈壁新城格尔木，为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铁道兵接受负责承建的“引滦入津”和兖州—石臼所铁路等国家重点工程任务。引滦入津工程的重点是凿通一条969公里的输水隧洞，由铁道兵第8师和11师52团担负隧洞721公里的施工任务，占隧洞总长的745%，于1982年4月1日正式开工，1983年9月11日建成通水，为天津人民引来了滦河水，解除了天津的“水荒”。1981年4月，刘居英参加领导修建兖石铁路，1985年12月建成通车。兖石铁路西起津浦铁路兖州，东到黄海之滨的石臼港，全长3078公里。铁路位于山东省南部，穿行于沂蒙山区，沿线煤炭及其他矿产资源丰富，乡镇工业发展迅速，它的建成对晋煤外运、开发沂蒙山革命老区、振兴鲁南经济和巩固国防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和军队进行体制改革。1982年12月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了《关于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的决定》。铁道兵撤销后，原铁道兵领导重新安排工作，组织上在征求刘居英意见时，他主动提出离职休养。1987年1月，刘居英正式离职。1988年，刘居英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离休后的刘居英，身体健朗，精神矍铄，每天坚持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与老战友和哈军工学子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继续关心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继续关心他曾付出过心血汗水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关心哈军工学子们的成长情况。

　　每逢重大校庆活动，刘居英必到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院校参加活动，看望哈军工时代的老干部、老教授、老工人和历届学子。当年的哈军工学子，一大批走上党政军的重要岗位，一大批当选为两院院士或成为各条战线的精英骨干，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特别是在哈军工基础上发展建立起来的一些重点院校——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理工大学、装甲兵工程学院、解放军理工大学的工程兵学院、防化指挥工程学院等都已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培养国防科技人才的摇篮，这令安享晚年的刘居英倍感欣慰和鼓舞。

　　2015年12月6日5时45分，刘居英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