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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振令传
    发布时间:2022-08-18

      尚振令,1934年9月19日生,祖籍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其祖辈居住于山东省黄县诸由观镇尚家村。1953年12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尚振令历任橡胶八厂团委书记,长春市委工业部干部,长春市革委会办公室秘书组副组长,长春市革委会工交办副主任,长春市委工交部副部长,长春市委常委、长春市政府副市长,长春市委副书记、长春市市长,吉林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吉林省委秘书长,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诸由观镇尚家村坐落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畔,东距人间仙境蓬莱阁20公里。20世纪初,这里靠种地为生的农民,一旦遇上旱涝灾害,很多人就要外出逃荒。尚振令的父亲30岁时,为了生计,到上海学做生意。他在商行里一边干活,一边学算账,学习经商的本领和诀窍。后来他在上海娶妻,1934年尚振令出生。尚振令的父亲当了几年雇工,后来自己独立开个小店,经营日杂、百货。经营几年之后,自己有了点积蓄,于是又开了个针织作坊,半手工、半自动地生产毛巾。后来日本人占领了上海,上海处于风雨飘摇的战乱中,工商业饱受日本侵略者的欺压和掠夺,小作坊更是经不起日本人的欺凌和搜刮。由于不堪日本人的压迫,1940年,尚振令的父亲举家迁到辽宁丹东东港市(原东沟县)。在东港,尚振令的父亲与人合股继续开办小作坊维持生活。尚振令在东港开始读小学,1948年小学毕业。不久,尚振令的父亲得了伤寒病,不幸病逝,全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1948年,丹东已经解放,建立了人民政权,人们欢欣鼓舞。尚振令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想到今后再也不用受日本人的气了,心中充满了当家做主的自豪感。尚振令这年14岁,他决心要挑起挣钱养家的担子。这时恰好有工厂招工,尚振令与两个妹妹都进入了丹东的橡胶八厂。橡胶八厂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所属企业。尚振令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在厂内已属于文化人了。看到他各项工作都积极肯干,厂里有意识培养他。他先后任工厂通讯员、出纳员。1950年春,他被送到辽东省委党校(在今沈阳)青训班学习,作为后备干部的培养对象。尚振令在辽东省委党校学习虽然只有几个月时间,但这几个月使他开阔了眼界,掌握了很多新知识。他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以及党的基本知识,知道了共产党的宗旨,懂得了要建设一个新的中国,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决心要做好本职工作,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使自己的人生过得有意义。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由丹东入朝作战,丹东变成了前线。为了厂子的安全和继续维持生产,国家决定将橡胶八厂迁往内地,最终选定长春市。1951年,新的橡胶八厂在长春落成,位于今长春市西四道街与大马路交会处。这个工厂在当时很有名气,不仅为市民供应民用胶鞋,还大批生产军用胶鞋,运往朝鲜,装备部队。在党校学习结束后,当时辽东省委的同志看到尚振令很有培养前途,准备留下他。当时各地都缺年轻干部,省委领导准备给他在当地安排工作。他向组织表示,家里只有母亲领着两个姐妹,如果他去往外地,母亲无法独立生活。后来考虑这一情况,组织上同意他回到橡胶八厂,任厂团委书记。这时的橡胶八厂已经迁到长春市。尚振令从边境上的一个小城市来到长春这样的大城市,看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深受鼓舞。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工作中,不仅热心做好团的工作,还关心厂里的其他工作。领导分配给他的工作,他都保质保量地完成。1953年12月,尚振令在橡胶八厂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工作出色,1954年,尚振令被调到长春市委工业部,做干部审查工作。审干工作结束后,他留在了工业部。市委工业部主要是领导和管理长春市工业系统的党务工作。长春市在解放初期工业基础薄弱。20世纪50年代初期,长春仅有火柴厂、造纸厂、胶合板厂、化学制药厂等15个工厂,都处于刚刚恢复生产并逐渐走向正轨。小五金、食品加工厂正在初建,外地的轻工企业,如搪瓷厂、保温瓶厂等相继迁入。长春的经济结构呈现以国营和合作经济为主导,以个体经济和私营工商业经济为补充的特点。当时地方企业年产值不足2亿元。


      经过3年的艰苦努力,长春市的国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到1952年末,全市全民所有制国营工业已发展到226家,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增加65%,工业总产值增长了43倍,农业总产值增长445%,人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国家为了逐步把长春建设成为工业化的新城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及之后的一个时期,不仅批准建设全国第一个汽车制造厂,而且相继把客车厂、机车厂、柴油机厂、拖拉机厂以及133厂、228厂、793厂等军工企业也建在长春。从那时起,长春工业似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市委工业部的工作随着长春市工业的发展繁忙起来。尚振令的工作也很忙,但忙得痛快,他感觉浑身都是劲儿。他随领导下工厂、跑企业,凡是领导交办的工作,他都认真地完成。他认真学习党的经济政策和企业管理知识,向有实际经验的老同志学,向书本学。1959年春节,尚振令结婚了,爱人张淑珍是橡胶八厂一名普通干部,他们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当时,长春市委工业部部长是池精武,这位十几岁就参加革命的女同志,很有领导才能。尚振令总是跟随池部长下工厂、访企业,在配合池部长工作中学到很多本领。1958年的“大跃进”,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建设热情非常高涨,大家都保持着奋发图强的精神状态。在这种形势下,池精武头脑比较清醒,能够趋利避害,推动各项产业的发展。比如,当时大炼钢铁,她看到这样不能持久,主张择优组合,组建了能够稳定生产的7个企业,后来形成了炼铁、炼钢、轧钢3个互相配套的企业。在轻工业方面,组建了自行车、缝纫机、钟表3个企业。后来,在调整中有人主张关闭一些企业,由于池部长的坚持,才得以保留下来,并不断得到改造和发展。市委工业部还努力推动发展街区工业,如南关区发展了300多户区街企业,为长春市集体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通过这些工作,尚振令积累了领导工业的经验。



      1957年之后,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1959年又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市委工业部在此次活动中,在“暴露思想”的小组会上,尚振令讲了对大炼钢铁、搞公社化的一些看法,主要是对大炼钢铁中的一些现象和公社化中反映出的问题提出质疑,反映的都是一些真实的情况。有人认为他的发言有“右派”倾向,受到了批评。1960年,尚振令被下放到农安县柴岗乡劳动。当时他爱人已经怀孕了。到了农村,他换上了劳动的服装,住到了统一安排的床铺,开始了农民的生活,春种、夏锄、秋收、冬季打场,风里来雨里去,各种农活他都干过,学会了播种、扶犁,学会了收割庄稼,劳动使他忘记了忧愁。虽然农安柴岗乡距长春并不远,可他坚持一年没有回家。当他劳动锻炼结束回到家时,穿着破旧的棉袄,棉袄兜里还带着打场时钻进去的麻籽、黄豆等劳动的印记。孩子已经1周岁了,根本不认识这位没见过面的爸爸。


      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尚振令念念不忘在反右倾中保护他的池精武部长,他不仅感受到老领导的关怀,也学会了坚持真理,不怕担风险,培养干部,爱护干部,并能放手使用干部。


      从农村劳动回来之后,他又回到长春市委工业部工作。当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的恢复和整顿工作。市委工业部结合实际,采取多种形式向广大干部和职工讲形势,讲成绩,讲问题,讲前途,让大家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工业部组织力量认真贯彻中央制定的“工业七十条”。经过到变压器厂等几个企业摸索经验,工业部提出从“五定”(定产品方向、定生产规模、定机构、定人员、定协作关系)入手,解决企业各种矛盾,进行整顿。通过到第一汽车制造厂调研,工业部提出要以关键设备的薄弱环节为基准,来确定企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此后,这种做法推广到全市,使综合生产能力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工业部总结了长春机车厂整顿技术基础工作的经验,引导各企业注重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增加盈利,全面加强企业管理工作。尚振令全程参与了这些工作,他认真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日后走上领导岗位做了深厚的工作经验的储备。


      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人力管理、物资管理、技术管理、质量管理、设备管理、能源管理,最终都是靠人的运作得以实现,靠当家做主的工人阶级的智慧和力量去完成。企业的生产经营方针、企业精神、企业文化,靠的是正确的思想指导;企业职工的生产、工作积极性,靠的是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党组织对基层工作的强有力的领导,就办不好社会主义新型企业。20世纪50年代,在工业战线上,对企业领导制度的争论很尖锐,是实行厂长负责制,还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大家意见不统一。有些厂长认为,企业的生产行政工作都应该自己说了算;而有些党委书记则事无巨细,认为都应该由党委说了算。针对这些情况,尚振令跟随工业部的领导同志,深入一些企业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纠正两种错误倾向,积极推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并陆续对企业书记和厂长做了相应的调整,委派政治思想比较强的同志任党委书记,让对生产比较熟悉的同志担任厂长。这样,既加强了党委领导作用,又发挥了厂长指挥生产的积极性,使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一领导体制得以更好地实施。这期间的工作,使尚振令学习到了如何领导工业企业,积累了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


      1964年,根据中央部署,长春市掀起了工业学大庆活动。主要内容是学习“铁人”王进喜的创业精神,学习大庆人的“三老四严”作风。主要做法是抓典型、立样板、树标兵,先后树立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客车厂、机车厂、石棉厂、保温材料厂等一批学大庆的先进企业,树立了第一汽车制造厂车工能手张国良、客车厂“一厘线精神”的戴勤、灯泡厂青年革新能手孙玉德、保温材料厂总工程师刘子玉等20多名学大庆标兵。总结、整理这些标兵的事迹材料,尚振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多次深入到这些企业同工人座谈,反复调查研究。通过学习先进典型,全市工业战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1966年3月,尚振令任长春市委工业部办公室副主任。这一年尚振令32岁,他年富力强,干劲十足,决心要把工作干好。


      1968年3月6日,长春市成立了革委会,下设工交组,尚振令回到了工交组工作。1968年8月至1969年6月,市委机关举办学习班,工作比较清闲。尚振令到旧货市场买来各种木工工具,找来一些旧木料,开始做家具。他虽然没有学过木工,但做成了炕桌、衣橱,也算是劳动成果。


      1969年7月至1973年6月,尚振令任长春市革委会办公室秘书组副组长。秘书组主要负责收发文件,办理原市委、市政府机关的一些具体事务。而尚振令这个副组长,多半的时间是给市革委会主管工交工作的副主任写材料,因为大家都知道尚振令对工交系统情况熟悉,材料写得既快又好,有些领导认为,只要是经尚振令看过的材料就算过关了。


      1973年7月至1974年2月,尚振令任长春市革委会工交办副主任。在工作中,尚振令敢于坚持原则,推动企业解放干部,抓革命、促生产。


      1974年3月至1974年12月,尚振令到省左家“五七”干校(在吉林市左家镇)学习。“五七”干校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政治的需要,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而命名的。左家地处吉林市郊,长白山余脉,风景优美。干校有土地,种植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蔬菜。尚振令在“五七”干校期间,一边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报刊上的社论及有关文章,一边参加劳动。尚振令有过在农村劳动的经历,因此,他干起活来很有门道,学员们都说他干农活是一把好手。他觉得劳动锻炼得好,既能掌握劳动本领,也能增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每当想起在农村劳动中,农民朋友那种淳朴的热情,对他毫无歧视的态度,他的心里就感到温暖。在“五七”干校学习结束后,他回到长春市革委会,仍担任工交办副主任。


      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后,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后来又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治理整顿,工交系统呈现出恢复抓生产的趋势。尚振令焕发出积极的工作热情,他觉得国家可能要走上正轨了,搞好工农业生产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必要的举措。他把高涨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邓小平提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市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把抓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放到重要位置。考虑到尚振令多年在工交系统工作,有能力,又年轻,准备提拔他为工交办主任,而原来工交办的主任池精武年龄大了,调整为工交办副主任。尚振令觉得,如果这样安排,原来的领导成了自己的下级,特别是池精武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更觉得这样安排不合适。于是尚振令找到市革委会领导,要求自己还当副主任,让池精武当主任,并说:“如果让我当主任,那我只好辞职。”领导理解了他的苦衷,改变了原来的安排,仍由池精武任工交办主任,尚振令任副主任。


      按照整顿的精神,工交办把抓好重点工交企业领导班子建设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解决工交系统领导班子“软、懒、散”问题,建立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尚振令与工交办的工作人员深入企业,找干部、工人谈话,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他们分析了班子建设的现状,然后针对各企业的不同情况,撤换一批派性严重的人,大胆启用一批有能力、有上进心的人,组建好企业的领导班子;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克服“软、散、懒”现象,使领导班子成为群众拥护的班子,这样才能带领群众搞好企业。尚振令到缝纫机厂、自行车厂、卷烟厂、工程机械厂调查研究,找干部、工人谈话,有时吃住在这些企业,在企业时间多达半年以上。在他的主导下,促成了长春自行车厂与天津自行车厂联合,学习天津自行车厂的经验,提高了经济效益。卷烟厂通过技术升级,提高了人参烟的质量,使人参烟成为国内知名品牌。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长春市革委会完成了历史使命,被撤销,恢复了长春市委、市政府建制。1979年8月,尚振令被任命为长春市委工交部副部长。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从此,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长春市地方经济工业总产值不足40亿元,多数企业结构配置不尽合理,效益低下,甚至严重亏损,长春的工业经济在困难中徘徊。工交部的领导和尚振令面对这样的困境,带领相关人员,找原因,查症结,遵照党中央和省市的有关精神,提出了全面贯彻“调整、改革、巩固、提高”的方针,按照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布局合理的原则,率先打破行业、部门的隶属关系,打破城乡和所有制的界限,搞好改组和联合,在较短的时间内,长春轻纺工业的整体效益有了显著提高。尚振令以此为突破口,带动地方经济全面发展。他们先后到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客车厂、长春机车厂、吉林柴油机厂、长春机械厂、东光无线电厂、东北光学仪器厂、长春纺织厂、长春发电设备厂和沈阳军区长春炼油厂等11个国营大厂调查和走访,组织有关人员召开会议,探讨如何发挥大企业优势,加强地方工业与国营企业、军工企业的经济合作,联合组建纺织企业、扩大轻纺产品生产能力,商议解决目前轻纺业面临困境的对策。客车厂一马当先,把为自行车厂和缝纫机厂的新产品生产电镀配件的任务接了过去;机车厂主动承担起新型变速自行车的脚踏闸三级变速和方头缝纫机旋转梭等关键部件的加工生产;柴油机厂、长春纺织厂也都确立了提供支持的项目。在共同商谈中,确立了实现联合办厂,大厂和地方企业将按投资和提供劳务比例,实行利润分成、利益共担的办法,取长补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1982年7月,尚振令被任命为长春市委常委、长春市政府副市长,主要主管工业、交通、计划、外贸等工作。他对长春市的工业企业情况非常熟悉,这与他多年来在工交系统工作,深入基层第一线,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是分不开的。他对基层企业的基本情况,坐落位置、主要产品及动态的供产销状况、班子成员等都了如指掌。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经常到基层调研。到了企业,他除了听取企业领导汇报以外,还要到车间生产一线向基层干部、工人了解情况。如1986年正月十五,机关休息,企业轮休,尚振令轻车简从,先后到了酿造厂、卫生材料厂、酿造二厂,从宽城区的铁北到二道区的公平路,再到朝阳区的大屯街道,几乎走了大半个城市,连中午饭都没吃。由于对基层情况有了具体而深刻的了解,他做出的决策才更有针对性,工作才更有成效。


      为了使长春市工业有更大的发展,他谋划出长春市工业远景规划。他提出了工业要“上质量,上水平,上技术”的战略措施,提出建设长春市三大支柱产业,即以汽车零部件加工、农产品深加工及高新技术为支柱产业,从而带动了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作为长春市工业的骨干、优势行业的汽车工业,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中也有长足发展。市委市政府决策以一汽为龙头,带动地方汽车工业,形成稳步健康的发展态势。尚振令多次到第一汽车制造厂蹲点,帮助研究解决薄弱环节,并在全厂开展“四创”(创质量信得过、高利润、高效率、科学管理)活动,使生产呈现出勃勃生机。后来,由于一汽的不断壮大,长春地方上的汽车零配件工业也随之带动起来,有了可观的发展。他坚持改革开放,想方设法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设备,促进企业的协作,生产满足市场需求的电视机、洗衣机、摩托车。当时长春生产的菲利浦牌电视机、君子兰牌洗衣机以及长铃牌摩托车,一时成为闻名全国的名牌产品,为地方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尚振令认真贯彻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做好招商引资工作。1984年6月23日,吉林省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吉林正大有限责任公司在长春签订合同,为全长春市乃至全省的招商引资工作起到了带动作用。


      1988年1月,在长春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尚振令当选市长。作为一市之长,他要主持市政府的全面工作,涉及各个方面。在制定长春市“八五”计划时,根据长春市的农业基础好、科技力量雄厚、工业发展基础薄弱的特点,尚振令提出“发展主导产业,依靠科技立市,强化农业基础。加快对外开放,增强城市功能,城乡一体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工业发展方面,他提出“大力发展骨干企业,加强原材料工业,调整加工工业,扶持县区工业”的思路,得到市委和各界人士的广泛赞同和支持。按照这一战略思路,市委、市政府制定了长春市“八五”计划。善于把握大局,宏观着眼、谋划全局是尚振令抓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在具体指标上,“八五”计划提出了工农业生产和财政收入达到“三个一”,即工业总产值达到100亿元,粮食总产量达到50亿公斤,财政收入达到10亿元。这个指标看似简单,但是内涵深刻,既是基于对市情的深刻认识,又涵盖了工业、农业和地方财政收入这3个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指标。指标中的工业总产值体现出长春市当时正处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加快工业发展是最主要的历史任务;粮食指标则体现了长春市是农业大市、产粮大市的现状,也体现了长春市对国家做出的贡献;财政指标则体现出不但追求发展速度,而且要追求经济效益。尚振令先后主持编制了长春市“七五”计划,领导编制了“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经过几年努力,1989年,“三个一”的目标得以实现。全市工业总产值达1095亿元,增长2095%;粮食总产量达到528亿公斤,增长513%;财政收入实现109亿元,按可比口径增长1012%。


      为了使长春市实现跨越式发展,尚振令谋划长春市重点工程的建设,带领工作人员进行前期调研。龙嘉国际机场、引松入长工程、伊通河谷地下水开发、长春火车站枢纽工程改造、哈大铁路电气化工程长春境内段、双阳水泥厂、长春至烟筒山铁路、长春体育场、长春图书馆等重大工程项目,尚振令都参与了调研和论证。有的项目建设过程,尚振令参与了检查或视察。如今,这些项目大部分已经完成,并发挥出应有功效,其中凝结着尚振令所付出的心血。


      长春市的基础教育设施欠账较多,特别是城乡接合部校舍破旧。过去教育投资只注重城里学校,那些城乡接合部,有的地方用过去的猪舍、鸡舍作为教室,有的还是二部制。为了改善办学条件,尚振令经过调研、踏查,想方设法解决城乡接合部的校舍问题。决定动员广大市民参与捐资助学,弥补市财政教育经费拨款不足的现状,取得市人大常委会的支持。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动员市民捐资助学。机关干部、市民职工,分3个档次每月从工资中捐助一部分。经过沟通,征得税务部门的同意,将教育附加费收缴由2%提高到3%。通过连续4年筹措资金,长春市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得到了改善,城乡接合部的小学完全改变了面貌。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简政放权”和十二届三中全会“充分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大背景下,一些中心城市向中央争取到了“计划单列”的政策,这无疑大大加快了这些城市的发展速度。尚振令当时担任专职分管经济工作的市委副书记。他十分敏锐地抓住这样一个机遇,根据长春市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新中国初期曾经是中央直辖市的历史,提出了争取计划单列的建议。他主要从4个方面展开工作:一是统一组织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协同一致开展各项申报准备工作;二是多次到北京向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委汇报;三是向曾经在长春市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汇报,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四是积极与同期争取计划单列的南京等兄弟城市协同配合。在他的力争下,吉林省批准了长春市争取计划单列的设想。由于国家计委、发改委已经发文提出“今后其他城市一律不再实行计划单列”,并且从经济总量上看,在最终实现计划单列的14个城市中,长春市列第12位,排在长春市后面的西安、厦门由于分别属于60年代实行过单列和面对台湾海峡的特殊原因,当时已经被批准计划单列。可见,长春市争取计划单列实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艰巨工作。尚振令提出了这项动议,又身体力行承担起了这项重任,这期间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和艰辛。最终,国务院于1989年2月11日在《关于南京、成都、长春三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的批复》中批准了长春市“计划单列”。长春市搭上了计划单列的末班车,使得吉林省在国家那里有了两个“户头”,又增加了一个国家支持的渠道。这一举措的长期效应,对长春市的经济发展以及吉林省的经济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已得到了实践的证明。


      尚振令在担任长春市市长期间,在主持政府全面工作的同时,投入了许多精力来领导计划单列这项工作。1993年7月,国家调整了所有省会城市计划单列的管理体制,1994年2月,长春市被确定为副省级城市。1994年长春市的GDP实现了3057亿元,比实行计划单列前1989年的107亿元增长了186倍,5年间平均每年递增2336%。短短的四年半计划单列的时间,成为长春市发展最快的一个历史阶段,长春市作为省内最大的单一经济体发展得好,对全省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计划单列体现了“1+1>2”的作用。


      尚振令工作作风扎实深入,不搞花架子,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做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1990年初,面对“五紧一软”的形势,他把主要精力投放到工业上,比较系统地研究制定了摆脱困境的政策。确定了“抓产品销售,调整产品结构”的工作重点,并制定了放宽销售政策,确定50种适销产品,开发调整23个品种和提高质量效益等具体措施,收到较好效果。当年的下半年工业生产已呈回升趋势,工业发展速度由年初的负增长,到6月末回升到68%。尚振令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和现场办公,为了解决停产半停产企业的困难,他带领市直部门一户一户地现场办公,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收到实效。1990年初,全市有126户停产半停产企业,到6月份已减少到23户。


      尚振令在担任市长期间,每年向市人代会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了计划办好的实事。他注重解决民生问题,办理得如何,需向人大代表做实实在在的报告,他不说空话、套话、官话。如1990年市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上次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10项年度主要建设任务,均已完成。全市人民比较关注的东郊煤气厂已经投入试生产,西解放立交桥机动车道全线通车,又有12条新建扩建道路交付使用,通过义务劳动超额完成了人行步道铺装任务,一汽供水工程和热电厂配套热网工程也都按计划展开。住宅小区的综合开发、配套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施工面积和竣工率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尤其是解民街改造速度快、质量好,各方面都比较满意。去年,全市又有2万多户居民迁入新居,城市人均住宅面积比上年增加023平方米。”


      尚振令作为一市之长,从不摆官架子,下基层检查工作总是轻车简从,有时他一个人利用休息时间去调查了解。他说这样了解的情况才更真实。调查南湖污染问题就是这样。长春南湖公园一年四季呈现出不同的景色,是人们旅游、休闲、娱乐的场所。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由于城市的发展,沿湖新建了许多楼房,特别是南湖周边一些单位,环保观念淡薄,擅自向湖内排放污水,致使湖水受到污染。由于平时抽不出时间去南湖,为了了解污染的真实情况,他利用星期天,只身一人坐公交车到南湖踏查,倾听群众的意见,掌握了解决湖水污染问题的第一手资料。


      说到调查研究,这里有一则关于尚振令的逸闻:市政府机关的同志都知道尚市长有个“大兜子”,即一个装得满满的棕色大公文包,他走到哪里就拎到哪里,而且从来是自己拎着。有人问起来,他平淡地说:“啊,用起来方便。”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务实朴素的作风。



      1991年3月,尚振令调任吉林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由省会城市的一市之长,调任省委机关任“副”职,这在有些人看来,好像官越当越小。但尚振令从不计较个人职务高低,他满腔热情地投入新的工作中。他刚一上任,就主张办公厅工作要向中央办公厅看齐。他带领省委办公厅各位副主任去中共中央办公厅座谈学习。中办负责同志告诫大家,要做好办公厅的工作,就要像周恩来总理那样“戒慎恐惧”地工作,具备“临事而惧”的精神。“戒慎恐惧”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在充分估计困难,认真对待每一个具体困难的基础上产生的“真正的勇敢”,“是革命家的气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待困难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尚振令一直牢牢记住这次座谈会,决心以周恩来总理为榜样,像他那样对人、做事。


      对于做好省委办公厅的工作,尚振令强调要抓住实质,突出重点,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牢牢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使办公厅的各项工作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提问题,拿主意,改进工作,发挥参谋助手作用。1991年上半年,尚振令主持围绕实现吉林省工业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重要工作部署,搞了3次系统调查,即“围绕如何搞活大中型企业的调查”“如何搞好科技与生产结合的调查”“如何解决当前工业经济效益下滑问题的调查”。这些调查报告中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为省委就全省工作做出正确的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依据。尚振令特别注重抓好督查工作,他说要把省委的决策变为全省人民的行动,把这些决策贯彻到各行各业,落实到基层,就必须加强督查工作。尚振令在布置督查工作时,强调要了解真实情况,不能走过场,不能搞形式主义。对督查中发现的情况要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尚振令强调既要报喜又要报忧,特别是注意报喜中之忧,喜中往往潜伏着忧,忧中往往隐藏着喜。尚振令由于对经济工作比较熟,对于经济信息和相关数字把握得比较准确,因而分析得有理有据,使人信服。由于对督查工作抓得好,不仅使省委的决策得到较好落实,也得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肯定。1992年3月至1993年1月,尚振令调任吉林省委秘书长。



      1993年1月,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尚振令被选为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尚振令觉得这是他革命生涯新的岗位,仍然满腔热忱地投入工作。他主要负责联系省人大财经委的工作。对每年省人大常委会列入会议议程的议题,凡涉及财经方面的,他都提前介入,收集学习有关资料,提前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以便在审议报告时能够有的放矢,提出有价值的意见。第八届省人大常委会任期内,正是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人大常委会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立法和监督工作,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尤其是经济方面的立法,不仅项目多,而且内容广泛。在第八届省人大常委会任期内,经济方面的立法占立法总数的60%。这些法规主要有:《吉林省城乡集贸市场管理条例》《吉林省土地管理条例》《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条例》《吉林省个体工商户条例》《吉林省省级开发区管理条例》《吉林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等。1993年5月,为了进一步搞好地方经济立法,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法律保障,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了经济立法讨论会,邀请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吉林大学法学院、东北师范大学经济系、长春税务学院经济系、省法学会和省经济律师事务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就地方经济立法问题进行研讨。尚振令出席了会议。通过研讨,与会人士明确了吉林省的经济立法应以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为原则,以构筑市场主体,规范市场运行秩序,加强宏观调控和管理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遵循市场规律,突出吉林特色,坚持急需先立,宏观、微观并举,使法律、法规相配套。尚振令对每个立法项目,都提前认真学习,从制定立法规划,起草法律法规文本,论证、审议各个环节,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很多工作,为经济方面的立法做出了一定贡献。


      省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财经方面监督占很大比重。财经委员会以促进发展、改善民生为重点,配合常委会的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方面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如围绕全省经济工作大局依法开展监督工作,关于民生改善,抓住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监督。尚振令带领部分常委会委员及省人大代表,进行执法检查和视察活动。如视察全省物价情况,视察公司法执行情况,视察高速公路建设情况,视察反不正当竞争法执行情况等。通过这些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法律的实施。通过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加强监督。如听取和审议商标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技术改造、工业效益攻坚战等工作情况的报告等。尚振令听取和审议这些报告,不仅自己认真进行审议,同时倾听和收集委员们的审议意见,从而把建设性的意见经过整理反馈给有关部门,以便改进工作。


      尚振令认为,人大监督政府的工作是为了把政府的工作搞得更好,因此人大要给政府提出有益的建议。他要求省人大财经委要注意对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和相关经济信息的研究与积累,密切与政府相关经济部门的联系,为计划预算审查奠定基础。财经委每年年中召开一次经济运行分析会,听取省发改委、财政、统计等部门关于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会后,根据常委会领导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整理写出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分析报告,并分送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及有关单位参阅。


      1993年12月,根据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的通知精神(当时省人大未设立环资委),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了由尚振令为团长的视察团,对长春市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情况进行了视察。视察发现,几年来,长春市环境质量有了明显改善,在全国37个城市环境综合治理中居第21位。针对视察中发现的问题,尚振令提出了建议:建议长春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政府,强化环境保护意识,搞好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改善城市环境,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投资环境;要进一步强化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督管理,使之经常化、制度化。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和政府的有关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视察团的情况通报,表示要认真落实视察团的各项建议,按照环境保护法的要求,把长春市的环境建设得更好。


      1995年2月,为了适应全省经济社会形势发展和环境与资源保护的需要,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设立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的决定,这标志着吉林省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立法、监督以及宣传教育等工作在环资委的参与和推动下加速运行。在尚振令分管省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期间,省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出台了《吉林省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吉林省伊通火山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吉林省环境保护条例》。与此同时,省人大常委会组织委员、代表开展了全省水污染治理、东辽河及二龙山水库污染治理、伊通火山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等视察、执法检查活动。此外,还配合全国人大环资委开展“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省人大环资委组织国家和省内十几家新闻媒体,开展了覆盖全省9个市(州)的“白山松水环保世纪行”活动。


      1996年2月,在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王敬人等10位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建议省人大做出对松花湖饮用水源环境污染实行综合整治的决议的议案》,提出要求进一步治理松花湖的生态环境,防止水质恶化,保护好松花湖水体。这一议案列入1996年常委会议案办理工作的重点,由省人大环资委具体负责。环资委派人调查了解情况,提出处理意见。在调查的过程中,尚振令提出,我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要保证长期起作用,不仅这届常委会发挥作用,以后也要把保护松花湖水体作为长远大计。调查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提出了3点意见和建议,按程序报告给主任会议,要求省和吉林市政府加强湖区治理和保护。在历届省市政府的推动下,如今松花湖的水源保护成为各级政府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尚振令在工作上具有创新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工作,涉及范围广,当时国家没有制定监督法,如何监督,在很多领域都没有现成的可以照搬的做法,要靠在工作中探索。关于预算草案和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是预决算审查工作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是代表大会和常委会批准预决算草案的重要依据。尚振令要求财经委的同志要写好这两个报告,并且事先做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要求注意避免在审查结果报告中提空泛的意见或重复上年度审查报告的内容,以及与预决算报告雷同,力求能够客观准确地提出问题和建议。如对预算的监督,过去多年来只是流于形式,很多人都说看不懂预算的表格。省人大常委会从1996年起,改变了过去批准决算走形式的做法,即常委会会议在审议批准上年度决算之前,要听取关于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使常委会对预算的监督逐步从程序性监督走向实质性监督。


      尚振令为人正派,心胸宽广,待人热情、诚恳。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廉洁自律。在他任长春市长期间,去德惠县检查防汛工作时,在县城吃过饭后,让秘书去结账,县里的同志说,现在无论是哪一级来的客人我们都不收钱了!尚振令却说,我们下来工作不是来白吃饭的,一定要给钱,坚持让秘书结账。尚振令从不搞拉拉扯扯,不搞庸俗的团结,处事光明正大。很多人多年后说起他来,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他是廉洁、务实的好干部。


      尚振令是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吉林省第五次党代会代表,第七、八、九届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98年1月,吉林省第九次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后,尚振令退出领导岗位。退休之后不再承担任何社会工作,但他依然关心长春市各项事业的发展,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积极参加退休党支部的生活,尽到一名共产党员应尽的职责。


      2011年12月17日,尚振令因病医治无效,在长春逝世,终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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