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烈，原名程起逵，1912年6月2日生于辽宁省辽中县养土堡村。参加革命后曾用林风、林澄等名字，在延安时以凌风为笔名发表文章。1936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同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程光烈的革命生涯丰富多彩，当过剧团演员、俱乐部主任、马列学院秘书，还做过俄语和英语翻译。在辽沈战役中，他任情报站站长。东北解放后，在东北公安部任科长、处长，进而任公安部的处长、副局长。1957年到长春后任公安局局长、副市长。他连续当选为长春市第三、四、五届人民代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诬陷，遭到迫害。落实政策后，任长春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吉林省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1980年任吉林省科委顾问。1983年任吉林省顾问委员会委员。1983年离休，被国家安全部聘为特约咨询委员，吉林省顾问委员会委员。

少年时代酷爱读书

　　程光烈的父亲是东北军中一名下级军官，在军阀混战时死于战场。他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很艰难。他的外公是私塾先生。他童年跟外公读过两年私塾，后入本村小学学习，小学毕业又考入县中学。初中毕业，两次考上高中，终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后来，呼海铁路招考学员，所开列条件是学习期间公费，毕业后在铁路上工作。他表兄是呼海铁路的职员，邀他参加考试。他虽考试成绩优异，因为年龄不合乎要求，加之身材瘦小未被录取。后经表兄多方努力，他勉强留在铁路当电报练习生。电报练习生的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触大量书刊，使他眼界大开。这期间，他不幸患了恶性肠炎，不得不回家养病。他的嗜读习惯使他常到邮局购买一些书刊。他从《小说月报》上读到茅盾的《动摇》《幻灭》《追求》等反映大革命后的作品，开始关注人生道路。病愈后，母亲舍不得让他离家，从1930年起，他在本县农村当上了小学教师，直到1934年底。他由于接触了天真纯洁的儿童，曾一度萌发以教育为终身职业的念头，但他升学深造的理想从未破灭。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蓄意发动侵华战争，程光烈目睹侵略者残害中国人民的野蛮行径，使他对侵略者无比愤恨。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他不甘心当亡国奴，从心里拒绝日本统治者奴化教育。他听说东北学生到关内升学可以减免学费，遂于1935年春，辞别母亲，只身去了北平。

　　程光烈到北平后，投奔在冀察晋绥统税局当职员的舅父薛维之(际新)。舅父曾在北平东北大学当过职员，他支持程光烈求学深造的愿望。可是程光烈没读过高中，又荒废了六七年学业，没有高中学历和毕业证书，在北平无法报考大学。后来得知东北大学对东北流亡学生的限制较为宽松，但是仍要过暑假考试这一关。程光烈找了一个公寓住下，用了近半年的时间温习功课，为考试做准备。他平时在西单洪达学院补课，节假日去北平图书馆自学。经过一段紧张的学习，他终于考入了东北大学史地系。东北大学是张学良将军在沈阳创办的，九一八事变后，迁到北平。大学的日常管理由秘书长王卓然负责。

投身革命不断成长

　　1935年，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又伸向华北，而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还和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要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年冬，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程光烈参加了学生游行示威活动。1936年2月，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勾结驻北平的东北军宪兵司令邵文凯，派兵包围东北大学，逮捕进步学生。程光烈看准了拍照的机会，把军警抓人的情景拍了下来，宪兵见状把他也抓了起来。程光烈被关押在宪兵宿舍里，同时被关押在这里的还有王振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50军政委）、佟文韬(佟冬，曾任吉林大学副校长、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宪兵们讯问程光烈两次，但不到一个月就将他放了。其他被捕的学生，不久也全部释放，听说是张学良干预的结果。

　　程光烈在这次经历中，接触了许多进步同学，也更加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本质。他经同学赵廷鉴介绍，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并负责宣传工作和组织进步青年。程光烈先后担任东北大学民先分队长和13区(包括东北大学北校、辅仁大学和农学院)的区队长，负责东北大学学生会的社会服务工作，组织儿童夜校，传播抗日思想。

　　一二·九运动后，学校当局为了分散学生力量，把工学院迁往西安，文学院迁到彰仪门里，称南校，西直门里的政法学院称为北校。程光烈为了学习俄语，从南校考入北校政法学院边疆系俄文组。尽管学生力量被分散，学生会仍然掀起驱王(卓然)运动。8月间，同学们推选程光烈与肖润和、景全丰、佟剑琴等4人为代表，到西安向张学良请愿。不久，张学良撤换了王卓然，由周鲸文到校主持工作。周鲸文对学生运动不加限制，学生们进而扩大了活动范围，北平的学联会、民先的一些集会和救亡活动，都在东北大学进行。

　　程光烈在“民先”经过了半年的工作锻炼，接受了党的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阅读了一些共产主义的进步书刊，政治思想觉悟迅速提高。在西安纪念九一八事变前后，程光烈由肖润和、陈健行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年末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北平公开进行过革命活动的学生都转移了。8月，程光烈也离开北平，9月经天津、烟台到达济南。在济南，北平学生组织了一个“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成员都是民先队员，其中有党的组织领导，党的负责人是荣千祥(荣高棠)，党员有杨振业(杨易辰)、张桐和程光烈。剧团主要是在部队和农村宣传抗日思想，并组织群众积极参加抗战。剧团活动范围很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省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38年夏，剧团中许多演员和导演相继离开，程光烈等人经上级党组织决定于11月间经西安到达延安。

　　程光烈到延安后，被分配到马列学院文书科做油印工作，后来担任文书科长。从1938年末到1944年，马列学院先后改为马列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党校三部。1941年，马列学院开办了俄文教研室，程光烈到俄文班学习，同时负责教授中级班俄文。苏联医生阿乐夫到延安后，程光烈担任俄语翻译。在马列学院期间，所有教员讲的课他都听了一遍，有的甚至两遍、三遍，特别是陈云讲的《关于党的建设》、刘少奇讲的《如何做一个共产党员》等课程，使他进一步懂得了如何做一个好党员，为树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延安整风运动初期，程光烈担任马列研究院墙报《矢与的》的编辑。整风运动中，俄文学习被迫停止，他又回到文书科。整风转入审干阶段，在康生的“左”倾思想的束缚下，凡沦陷区来的青年都被怀疑为特务、间谍，要参加“抢救”运动，程光烈也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之一。

　　程光烈在延安期间，工作很出色。在马列学院，他安心文书科油印员工作，因而被选为模范青年。由于在青年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他还被延安边区青年救国会选为模范青年。在大生产运动中，他也受过表彰。

　　1944年，由于要同美英等国打交道，中央军委要培养一批英语人才，程光烈被选派到军委外国语学校英文系学习。学习一段时间之后，他又担任教育干事，边工作边学习。1945年4月，他奉命调到晋绥军区联络处当英语翻译。从此，他告别了生活7年的延安，到晋西北兴县晋绥军区司令部，先在军区政治部联络处当英语翻译，后担任政治部研究科副科长。

情报工作功绩卓著

　　1946年1月，蒋介石为争取时间发动内战，同共产党签订了停战协定，成立了军事调停执行部。程光烈到太原执行小组，先后为许光达、陈赓、刘建勋等当英语翻译。自1946年6月起，太原执行小组的一些中共干部逐步撤出。8月，程光烈到东北执行部，先在长春后到沈阳，为伍修权、李初梨当秘书兼英语翻译。10月，国民党政府撕毁协定，国民党军侵占了安东(今丹东)。11月，执行小组撤回哈尔滨，程光烈到中共中央东北局情报部为邹大鹏部长当秘书，兼任东北公安总处秘书科副科长，分管情报工作。从此，程光烈投身情报工作战线。

　　1947年5月至1948年春，人民解放军连续发动了夏、秋、冬季攻势，彻底扭转了东北战局，国民党军队龟缩在沈阳、长春和锦州3座孤城。当时在东北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将其党政军特首脑机关都设在沈阳。为解放沈阳，东北局社会部向沈阳派进许多情报人员，获取情报后送到哈尔滨。由于往返需要不少时间，社会部在清原县和铁法县设立两个交通站，沈阳的情报可以通过这两个站的电台发往哈尔滨。然而这两个站都地处偏僻，行人稀少，不便掩护，情报传送问题未能彻底解决。1948年2月28日，开原县解放。3月，中共东北局社会部汪金祥部长和陈龙副部长派程光烈到开原组建情报站，其任务是：了解前方情况，开展情报工作和做好瓦解敌军工作。

　　程光烈于3月末到达开原。这里刚刚解放，由于解放军十纵驻防老开原城，因而这里社会治安情况相对较好。开原县城距铁岭只有30公里，中间有敌我双方哨卡。沈阳与铁岭之间，每天有多辆旅客列车通行，并有许多旅客来往于铁岭与开原之间，非常利于掩护地下情报工作。程光烈此行只带了1名工作人员，加上警卫员才3个人，没有电台，无法开展工作。他建议把清原交通站迁到开原，合二为一。社会部领导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清原交通站并到开原，称开原情报站，程光烈任站长，原清原交通站站长高宇民任副站长。沈阳南站至开原共106公里，火车加步行七八个小时即可到达，如步行路段能遇上拉脚马车，时间还可缩短到五六个小时。这样，许多重要情报能不失时机地从沈阳送出，再由开原中转到东北局社会部。

　　东北局社会部根据辽沈决战的需要，派出许多优秀的情报人员，秘密潜入设在沈阳的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机关，建起了庞大的情报网。程光烈受命在前线指挥情报工作，最为得力的是周立浩领导的代号为“方涛”的小组。周立浩是社会部派到沈阳的地下情报干部。他在伪满军校读书时，因参加反满抗日组织而被捕，在保外就医期间，逃往关内。日本投降后，他回到沈阳，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在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后，他只身到哈尔滨报告情况。社会部发现他并未暴露身份，又将他派回沈阳，要他同清原交通站取得联系。清原站与开原站合并后，他归程光烈领导。周立浩发展了陈士宗、苏仲武、黄勃、陈继、林立雄、李英泽和高振清等人参加地下情报工作，这些人决心跟着共产党，献身革命事业。这个情报小组代号为方涛小组。

　　方涛小组的林立雄，是黄埔军校十七期毕业生，他机敏过人，活动能力很强。他在本溪歪头山保安团当连长，开原站收到的第一份军事情报就是他派交通员送来的。他在保安团感到自己情报来源少，想发动保安团战地起义。程光烈得知后，严令他立即停止起义行动，专做情报工作。在国民党军廖耀湘的第九兵团司令部用人之际，程光烈通过关系安排林立雄去司令部参谋处当参谋，负责情报汇总工作。经手文件多了，为了便于传递情报，林立雄把黄勃的15岁小表弟郑里推荐到参谋处当通讯员，成为他的助手。林立雄把重要文件装到自己要洗的衣服和口袋里，让郑里送到浆洗坊去。郑里收集其他参谋要洗的衣服，骑上自行车迅速把情报送到姑母家交给周立浩，约定取回文件时间，再把衣服送到附近的浆洗坊。黄勃兄妹连夜把接到的情报抄写好，次日由交通员乘火车送到开原站。郑里到浆洗坊取衣服时，再到姑母家取回文件放到林立雄衣服的口袋里，把文件送回。进入8月，程光烈从大量情报中获悉，国民党军判断解放军将在九、十月间，重点对锦州发动攻势，对沈阳围而不打。东北剿总司令长官卫立煌向蒋介石保证，他要在解放军发动攻势之前，打通沈阳至锦州、沈阳至营口的补给线，原则上不放弃沈阳，既可保证有退路，又可摆脱孤立被歼的命运。他还派特务加紧调查，解放军的主力究竟用在辽西，还是用在沈阳。8月下旬，程光烈得到情报，国民党准备在9月17日中秋节前后，发动南下攻势，要打通补给线。情报及时传送出去。解放军于9月12日发动了辽沈战役，致沈阳国民党军陷入一片慌乱之中。9月29日，林立雄送到开原站一份情报称：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向参谋们索阅彰武、新民地区的地图及资料，参谋们判断，廖耀湘可能出兵彰武、新民地区，企图切断解放军的退路。廖耀湘的副参谋长也透露要出击彰武的军事意图。程光烈立即把这一情报发往东北局社会部，同时命令林立雄尽快查实敌人作战计划。10月3日，廖耀湘对兵团下达作战命令，林立雄很快把命令原件弄到手，送到开原时，情报站已经结束了当天的通报，再通报要等十一二个小时。程光烈赶紧起草一份电报，并亲自骑自行车，赶到老开原城十纵队驻地，向周赤萍政委讲明情报火急，请求代发，周政委签字立即发往哈尔滨。

　　廖耀湘兵团倾巢出动了，沈阳由其手下的第八兵团留守。程光烈认为沈阳解放已经临近，地下情报人员要加紧做好国民党几支部队的起义工作；廖耀湘兵团出动，情报人员要跟进，传送情报要及时；注意潜伏起来的特务，准备进城后一网打尽；保护公共资财免遭国民党军破坏，还要配合解放军进城时的各方面工作。廖耀湘兵团的前方指挥所迁到新民，林立雄也随着指挥所行动。情报传送改由两段交通员接力，兴隆店到沈阳段，由已调任沈阳北站督察组组长陈继担任；沈阳至开原段仍由苏仲武负责。

　　周立浩在伪满军校的同学王宝元、于振光、陆非光、戴逸民、正殿权都在国民党沈阳空军司令部和机场当参谋。他们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专制、腐败和打内战不满，因而在来往于哈尔滨、沈阳做生意的同学沟通下，带着沈阳空军的兵力、弹药、作战计划以及沈阳城防工事的航空摄影图等资料，于1948年4月18日投奔开原情报站，把所有情报交给程光烈。19日，卫立煌当得到国民党空军司令部的报告，说5名参谋携机密文件出走，保险库文件凌乱不堪，气得他差点昏了过去，而此事又不能公开张扬，怕引起连锁反应，只好下一道毫无作用的“通缉严办”令。程光烈对投奔来的人员给予妥善安置，并把所有情报资料送到东北局社会部。程光烈指挥这些地下尖兵，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把国民党军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为解放军正确决策创造了条件。

　　程光烈在开原情报站期间，为策动沈阳国民党党政军要人举行反蒋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到达开原的第二天，就把王凤起夫妇送出解放军哨卡，让其回到沈阳。王凤起，辽宁省昌图人，国民党陆军大学毕业，曾因对国民党内的贪污腐败不满，准备组织青年将校团举行兵变，拥戴陈诚上台，事败被捕，后获保释。来东北后，他任陈诚侍从高参。1948年1月，他携夫人富平以探亲名义，秘密来到哈尔滨，见到了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提出要与共产党合作，联合各地陆大同学，举行全面反蒋兵变，形成第三种力量，希望共产党能与其合作。中共有关方面要他先做些实际工作，策动国民党53军起义。他接受了中共方面的建议。为执行这项任务，他返回沈阳。4月4日，夫人富平带着他的表弟初云龙来到开原，同程光烈以经商为掩护，用商业利润作为工作经费。

　　程光烈到开原不久，发现了开原解放时解放军收容审查的旧东北军军官孙靖波。孙靖波抗战时期当过31集团军1师和37集团军49师的副师长，还当过安东第二支队司令。后来，他退役在开原开油坊，与沈阳53军的军官尚有联系，尤其与53军的参谋长赵国屏关系密切。程光烈找他谈话，希望他能为人民解放事业做些工作。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程光烈于是派他去铁岭做赵国屏的工作。不久，他捎来口信说：赵国屏答应在适当时机，可以同情报站联系。很明显，赵国屏没有拒绝，但暂时不能采取行动。程光烈也给赵国屏捎去口信：“时机是可以创造的，不同时机的起义，结果是不同的，现在起义是一种结果，等到大军兵临城下再起义又是一种结果。”孙靖波报告说：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在铁岭当了流亡县政府的县长兼县保安大队长。为了方便同赵国屏对话，程光烈又派李述笥(女)去同赵联系。她与赵是同乡，又是中学同学，两家世交深厚。李述笥的爱人过去也是一名情报干部，伪满时牺牲了。她也曾当过丈夫的交通员，深知情报工作的艰险。她随身带了吕正操和于毅夫写给赵国屏的亲笔信，去找赵国屏。赵国屏表示：“早晚是要干的，但要整干不能零干。”他所说的“整干”，当然是指全军起义。可见，赵国屏的态度比以前又进了一步。

　　程光烈还派人去沈阳，做争取新一军53师师长许庚扬和骑兵军副军长王照堃的工作，促使他们起义。新到开原驻防的解放军十二纵队钟伟司令员，一天突然找到程光烈说：“接到上级命令，大部队马上进驻沈阳机场，只留少量部队围攻铁岭。”他要求情报站给予配合。因为形势发展太快，程光烈同高宇民研究决定，高宇民留守开原，程光烈带几名干部随部队先行。程光烈乘坐一辆马车上路，凌晨两点绕过铁岭到达城南辽海屯，解放军占领了敌军一个哨卡，他用哨卡电话同孙靖波联系，说明解放军已经把铁岭包围了，铁岭守军怎么办?孙说先不要打，马上找驻军代表谈判。不久，解放军顺利进入铁岭城。

　　铁岭解放，沈阳第八兵团的53军副军长赵国屏认为时机已到，他要甩掉周福城，举行起义。新一军53师也是如此，地方第二守备总队秦祥征和王凤起心里更有底了。社会部策动沈阳国民党重要政治人物王化一，以“和平保乡会”的名义，把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和可以争取的东北军将领们，召集在一起开过两次会，除了赵国屏、许庚扬、赵毅、王理寰、秦祥征、王凤起之外，还有卢乃庚、王化南和胡圣一等人，都参加了会议。有人主张扣押卫立煌和周福城，因为意见不统一，决定以后再商议。守备二总队首先举行起义。卫立煌听了报告，三十六计走为上，他趁民航机场还有一架等着他的飞机，操起公文包，会同几个高参，仓皇逃走。卫立煌的副参谋长宋严英，乘最后一辆车，只晚了两分钟，便被守备二总队的士兵擒获。周福城得知卫立煌逃走，偷偷换上便衣混在逃难的人群中，混出城外，没想到在逃跑的路上也被活捉。

　　10月31日，解放军先头部队从四面八方逼近沈阳市区，赵国屏、许庚扬、秦祥征和王凤起分别与进城部队接上了头，给解放军让出阵地，把部队带到指定地点等待改编。在沈阳的国民党207师阵地很快被攻破了。由苗津然所联系的松北绥靖司令部的孟文仲，争取了铁西装甲兵团放下武器投诚。王照堃的骑兵军早在辽西战场上全军覆灭。解放军顺利地进入市内，在情报人员的协助下，接收了国民党藏匿的全部资财。

　　11月1日，程光烈正在铁岭等待沈阳最新情况，这时东北局机关干部一批接一批，经过铁岭奔赴沈阳。陈龙副部长找到程光烈，说：“走!到沈阳捉特务去。”开原情报站人员连夜赶路。2日，廖耀湘被活捉，辽沈国民党军除52军从海上逃跑外，其余20余万军队全被歼灭。沈阳新建的人民公安机关在地下情报人员的配合下，很快捕获了国民党保密局东北督导室主任兼沈阳站站长褚大光、保密局东北特别组组长昌思愆、电台台长钟仁文、励志社中将主任李中奇等大小特务头子320人，其中上校至中将级的特务头子27人。缴获电台80余部，发现侦察线索近百件。沈阳城市建筑、公共设施以及工矿企业保护完好。

　　沈阳解放后，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对东北局社会部部长汪金祥说：“你们的情报工作很出色，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特别是在辽沈战役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汪部长说：“这是我党我军首长对我们社会部系统所有地工人员的最高嘉奖。”在东北由邹大鹏和陈龙领导的地下情报战线盛传着“内有陈钟外有程光烈”的赞誉。

　　东北全境解放后，东北局社会部由哈尔滨迁到沈阳，组建了东北公安部，程光烈出任经济保卫处处长。1954年大区撤销，东北公安部合并到中央公安部，程光烈任经保处处长、基建保卫局副局长。1957年2月，程光烈调来长春，任长春市公安局局长。

维护治安保护人民

　　在程光烈离开公安部调来长春之前，一位首长嘱咐他：“长春曾属中央直辖，1954年8月大区撤销，才划归吉林省。因此，在领导关系上，省市之间干部有些隔阂和矛盾。”首长要求他到长春，首先在公安系统以身作则,尊重省公安厅的领导，并教育市局所属干部增强组织观念，经常主动向省公安厅请示汇报工作，凡向市委和市政府的报告，必须同时报送省公安厅。程光烈按照这个嘱咐主动汇报，将省市公安机关的上下级关系定位下来。

　　从1958年开始，程光烈连续当选为三、四、五届市人大代表，1960年当选为长春市副市长，在兼市公安局局长的同时，又兼任政法机关党委书记。他分管政法、民政、防空、宗教和民族事务等多项工作。国务院还任命他兼任吉林省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并主管长春市外事工作。到1964年，他又分管文教、科技、卫生、体育等工作，还兼任过体委主任。有些属于其他部门管理的综合性或临时性工作，也由他分管起来。他分管的工作很多，工作强度很大。他在长春工作期间，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出现两次大的波澜。反映在公安战线上，除美国和台湾国民党加紧派遣间谍特务进行破坏活动外，国内阶级敌人和刑事犯罪分子也疯狂进行犯罪活动，政治和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领导下，程光烈指挥市公安局，除大力打击美、日、蒋的间谍特务和国内反革命破坏外，还掀起打击流窜犯、流氓盗抢犯罪和投机倒把等刑事犯罪的专项斗争，形成了3次破案高潮，打掉了一批犯罪分子，破获了一大批案件，进一步稳定了社会秩序，为战胜经济困难，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市公安局根据中央和省公检法机关《关于对1958年到1960年上半年所批捕判的案件进行一次甄别工作的指示》，抽调政法干部，认真进行复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分别予以正确处理。对冤假错案，除向当事人赔礼道歉、公开平反、恢复名誉、给予生活补助之外，妥善安排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平反对象已经死亡或迁居外地的，也都负责到底加以平反。这些做法总结了经验教训，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教育了广大公安民警。

　　程光烈认为公安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针对情况复杂、瞬息万变的治安形势，公安机关要从大处着眼、细微入手，特别是关系人命和国家声誉的大事，要从坏处着想，争取好的结果，做到临变不乱、万无一失，保证绝对安全。一天，清明派出所门前聚集了大批群众，有人大喊大叫，说派出所无故打人、抓人，要求放人。实际上派出所并没有打人、抓人。虽然工作人员一再解释也不起作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非要进所里查看不可。程光烈接到报告，立即赶到现场。他站到吉普车上高声说道：“我是市公安局局长程光烈，大家有事可以找我商量。”随即他向大家说明事情发展下去可能造成的危害，不要受一两个别有用心的人煽动而上当受骗，否则国家将受到损失，大家的安全也难保证。大家如果不相信，可推选两位代表具体检查一下。经他这一说，大部分看热闹的人都散去了，剩下几个带头闹事的人见形势不妙，也灰溜溜地走开了。一场突发事件，迅速被平息了。

　　1963年6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访问中国，途中经过长春。接到沈阳市政府通知，说访问团要从沈阳乘飞机到达长春。程光烈为了应对访问团来长的路线突然发生变动，又从火车站到宾馆一线，安排了一套预备措施。一切就绪后，果然在飞机起飞的前几分钟，沈阳来了电话，说访问团改乘火车到长春。程光烈启动预备措施，至访问团抵达长春时，组织了20万群众参加的欢迎队伍，欢迎人员手捧鲜花在欢迎崔庸健委员长。在接待访问团当天的招待会上，省委第一书记吴德特意来到程光烈面前，向他敬酒，说：“这次接待工作组织得不错。”程光烈还加强了访问团住地的警卫工作，在访问团入驻宾馆的当天夜里，捕获了正在实施犯罪的邢锡武。邢锡武是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调度员，白天欢迎崔庸健时，他还是前排的带队人。这个钻进党内的败类，经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这期间，不仅破获了一系列恶性大案，而且保卫了外宾的安全，可以说是双丰收。

　　程光烈认为，公安机关是打击犯罪、管理治安、保护人民、维护国家安定团结的支柱，必须加强公安队伍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实行严格的要求和管理。他不仅对部属严格要求，对自己的要求更严。凡要求部下做到的，自己必先做到，凡要求部下不做的，自己必先不做。他在工作、开会中，从不迟到，宁肯提前到场等别人，也不让别人等自己。他绝不允许有松松垮垮的作风。1964年春节前夕，驻长春的防化学院有人违反操作规程，把生化实验的死兔子扔到院外的垃圾箱里，被拾破烂的捡走了。这种死兔子一旦被误食，后果将不堪设想。问题发生后，防化学院领导异常焦急，向市公安局告急求援。程光烈立即召开全市各公安分局局长、派出所所长和各单位保卫处处长及科长的电话会议，动员广大民警和保卫干部，要紧急深入街道、企事业单位，广泛宣传死兔子的危害，号召群众互相转告，促使拾到死兔子的人赶快向公安机关报告，并把工作重点放在防化学院周围的几个派出所管辖区内。从接到报案不到半天时间就在白菊派出所管辖区内找到了拾兔子的老者，并将死兔子妥善进行了处理，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市的“兔子事件”。这件事考验了全市公安机关的应急反应能力。防化学院党委领导同志亲自到市公安局赠送锦旗表示感谢。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程光烈先是与其他领导一样受到冲击。1970年底，程光烈被解除了军事监护，下放到九台县龙家堡公社插队落户。在农村，他不仅毫无颓废的表现，相反利用自学中医针灸的技能，免费为农民治病。十里八村的群众有病都来求诊，他整天忙碌，农民称赞他，说他是个好官。在他回城之后，当地农民还时常来看望他。

　　1972年5月，程光烈任长春市革委会办公室副主任；1973年，调省革委会任省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兼省革委会办公厅副主任。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7月，他任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1980年7月，他响应党中央关于废除干部终身制、实行新老交替的号召，再三要求退居二线，后被调任省科委顾问，1983年离职休养。

廉洁自律一尘不染

　　程光烈为官清正，艰苦朴素。他总是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对自己和夫人、儿子要求严格，他上下班从不坐配备给他的公车，更不允许夫人和儿子乘坐他的专车，连生病去医院也不准动用公车。他生活俭朴，衣着朴素，每年冬天头戴一顶大皮帽子，穿一件布面的大衣，再加上大皮手套，特别像东北农村的车把式。他的两个儿子从小学到中学，没有凭他的关系进重点学校，都是在普通学校就读。哥俩也从不向同学夸耀爸爸的官位，同学们问起“你爸爸在哪儿上班?”他们总是回答：“在市政府，是一般工作人员。”孩子们就是这样严守家规。

　　他的夫人李桂芬，1947年7月在哈尔滨加入东北民主青年联盟，194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3月在沈阳入东北公安部干部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公安部工作，1950年1月与程光烈结婚。她先后在东北公安部和中央公安部秘书处当打字员、文书、科员，1957年3月随程光烈调到长春市公安局，任档案科科员。1958年12月，她当选为市公安局先进工作者。1959年，她被评为共青团长春市政法机关优秀团干部。1960年和1961年连续被选为长春地区公安系统先进工作者，1961年还被评为中共长春市政法机关第一总支的先进工作者。她工作认真，学习刻苦，作风扎实，密切联系群众，同志们称她为档案科的活词典。市公安局办公室党总支根据德才兼备标准，从1960年连续3次向局党组呈报提拔李桂芬任市公安局档案科副科长。而每次讨论提拔干部时，一提到李桂芬，程光烈就说：“在我领导的范围内，提拔干部不应先提我的妻子，市局有许多比她更优秀的干部，应该先提拔他们。”他总是把李桂芬的名字画掉。直到1964年4月，第四次讨论提拔李桂芬为档案科副科长时，他还坚持原来的意见。在局党组会议上，大家指出：提拔干部是按党的德才兼备标准，不应该考虑是某某人的夫人而决定提拔与否。局党组其他成员不顾程光烈的反对，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提拔李桂芬为档案科副科长，报市委组织部正式任命。有的民警对李桂芬说：“若不是程市长总挡着，你早该当科长了。”李桂芬却说：“他做得对，我理解他!”这对夫妻的高风亮节，令人肃然起敬!

　　1988年10月21日，长春市公安局为成立40周年召开庆祝大会。当主持人宣布“请程光烈老局长到主席台就座”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程光烈连连向民警们鞠躬致意，此情此景表明，广大民警对老局长怀有无比的敬佩。

耄耋之年老骥伏枥

　　1983年，程光烈离职休养。有了闲暇时间的他更爱读书了。他书房的书柜和报架上摆得满满的书报，他须臾离不开书报。他知道，在经济发展的时代，不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怎么能和中央保持一致？他一边学习，一边写了不少文章。1984年，他完成了《无声的事业》一书的创作。1985年，他应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要求写了一篇《另一场战斗——解放沈阳情报工作回忆》的文章，刊载在《社会科学战线》上。1990年，他为国家安全部撰写《无声进行曲——解放前沈阳部门情报工作纪实》一文，载于国家安全部的《情报史资料选编》上，这是一篇很有史料价值又极具可读性的文章。1998年，长春市公安局庆祝成立50周年，他以“往事悠悠乡”为题，写了一篇长长的回忆录，收录在《峥嵘岁月乡》的纪念集上。1983年，程光烈当选为吉林省顾问委员会委员。1985年，国家安全部聘他为特约咨询委员。他90岁高龄时候，还在实践周总理关于“共产党员要活到老，学习到老，工作到老，改造到老”的谆谆教导，他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英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添砖加瓦。2007年2月9日，程光烈因病在长春逝世，享年95岁。

　　程光烈的革命精神感人至深，令人难忘。他始终如一地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他工作踏实，作风严谨，对部下要求严格，对自己和家属要求更严。他为官清廉，一身正气，一尘不染，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