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金良    张艳辉

　　袁鸿锦，四川省成都市人，195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军兽医大学教授，兽医公共卫生学专家。1952年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农学院，同年投笔从戎，历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兽医局防治队兽医、西南军区后勤部运输大队兽医、云南军区滇西卫戍区后勤部助理员。1958年兽医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在吉林农业大学当助教、讲师，兽医大学卫检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曾任中国兽医卫生检验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商业卫检科技情报中心顾问、解放军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商业部《肉品卫生》杂志副主编、《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兽医卷编委兼兽医公共卫生学部分主编。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荣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7项、四等奖1项，国家星火奖四等奖1项，被国际旋毛虫学会公开认定为国际率先发现的成果5项。曾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2次。先后3次被解放军总后勤部、兽医大学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并被解放军总后勤部党委树为先进个人标兵，入选全军红十字星座。1989年，被国家教委、人事部、全国教育工会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荣获“人民教师”奖章。

　　袁鸿锦毕生致力于旋毛虫病研究。他主持的《食肉旋毛虫检验及人旋毛虫病防治研究》课题被列为全军卫生系统“八五”期间重大科研项目。他首次阐明了旋毛虫包囊的形成过程和机理，发现并论证了旋毛虫包囊“囊角”的存在等重要理论问题；阐明了旋毛虫在动物机体和受检肉样本中虫体的分布、形态变化、机体反应与虫体在不同检验方法中“可见度”之间的关系。在他的积极倡导和精心组织下，兽医大学在国内率先创建了兽医公共卫生系，并建立了第一个全军重点动物性食品检测实验室。他设计、组织、主编的兽医公共卫生专业教材达10余本，总计824万余字。他取得的有关科研成果被《肉品卫生检验规则》采纳。

一

　　1927年11月23日，袁鸿锦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名门望族。他的父亲袁国瑞仗义疏财，家教甚严，非常重视对子女的中国传统思想和家风教育。父亲的言传身教，为袁鸿锦稚嫩的心灵播下了爱国、担当的种子。

　　1948年，酷爱建筑专业的袁鸿锦同时报考了同济大学建筑系和四川大学农学院。因为同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得太晚，收到时，袁鸿锦已经在川大农学院上课了。他迷茫过，后悔过，也曾一度想放弃川大的学业，但老师的一席话使他陷入了沉思……袁鸿锦意识到，中国虽是传统农业大国，无论是驰骋疆场的战马，还是不息劳作的耕牛都在家庭和社会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中国的现代兽医教育是舶来品，起步晚、基础差，缺乏系统性。热血男儿当立志科学救国，用知识改变中国农牧业落后面貌。就这样，中国少了一位建筑学家，却多了一位兽医公共卫生学专家。

　　20世纪40年代的川大聚集了一批学成归来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放弃国外优厚的生活待遇，投身到贫穷的母亲怀抱。他们不光传授学生专业知识，还教导他们如何做人。陈之长就是这样的老师，他学识渊博，风趣幽默，深受学生喜爱。陈之长很喜欢袁鸿锦这个勤奋好学的学生，给了他许多人生的启迪。陈之长在课堂上经常引用爱因斯坦的名言，“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袁鸿锦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反复咀嚼、体味其中深刻的含意……

　　1949年，在巴蜀大地上已经可以隐约听到解放军的隆隆炮声。此时，袁鸿锦积极投身我党在成都的地下组织工作，传情报，贴传单，发动川大的学生行动起来，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袁鸿锦能歌善舞，多才多艺，是学校的文体骨干。他不但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小楷字，还是学校足球队主力。当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时，老师希望他留下来。摆在面前的是舒适的生活和锦绣的前程，但他婉言谢绝了。他和陈之长谈了自己的理想，说自己想参军入伍，到部队中接受锻炼。因为当时军马是部队至关重要的装备，他深知亚洲军马无论从体能还是体态方面与西方军马相比都有很大差距。只有军马壮，中国军队才能强。他要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实现强军梦。

　　陈子长听了袁鸿锦的话，深深为川大未能留住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前途无量的年轻人而感到惋惜，但他理解并尊重袁鸿锦的决定。他握着袁鸿锦的手说：“你毕业了，不仅是学业，还有人生……”

　　袁鸿锦参军不久，即奔赴云南边陲剿匪一线。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南部边陲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还在负隅顽抗，再加上匪患不断，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的安宁。袁鸿锦奉命押运剿匪部队急需的马匹和药品。他星夜兼程，出重庆、过贵州、至云南，沿途崇山峻岭、沟壑纵横、林深树密、瘴气弥漫，人和军马、药品经常面临危险。为防止军马被蚊蝇叮咬生病，袁鸿锦常常为它们驱赶蚊蝇，战马安然入睡了，袁鸿锦却被毒蚊蝇叮得满身都是红斑、肿块，奇痒无比，让他彻夜难眠。他最终不负使命，凭着智慧和勇气，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及时将前线急需的战马和药品安全送到部队手中，为剿匪战斗获得全面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为此，部队为他记大功一次。袁鸿锦圆满完成护送任务后，又主动请缨，留在剿匪一线饲养和医治患病军马。他和战士们一起冒着枪林弹雨，忍着高原反应，翻山越岭钻丛林，精心照顾着军马。当他看到部队因战马短缺、患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造成官兵白白流血时，感到钻心的疼痛。他立志要献身部队兽医事业，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现代兽医学和兽医卫生检验这项鲜为人知的事业。

　　1954年，从剿匪前线胜利归来的袁鸿锦征尘未洗，便进入了解放军兽医大学研究生班兽医卫生检验专业学习。

　　众所周知，兽医工作不仅要保障牲畜健壮，而且和人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牲畜不仅仅能够给人类带来动力和给养，还能带来很多疾病。这就是人畜共患病。目前已查清的两百多种动物疾病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健康。这些疾病通过人们食用的肉蛋奶等动物性食品而由动物传染给人类。兽医公共卫生学就是专门研究、监督和防治这方面疾病对人类传播的科学。当时我国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人们在肉都吃不上的时候，对这种病的重视程度不高，认识不足，因而这一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与国际同行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国际反华势力的封锁、制裁，我国科研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很少，可借鉴和学习的只有苏联的经验。当时兽医大学缺乏这方面教学的必要条件，连指导袁鸿锦的导师都不是专业出身。袁鸿锦作为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专攻兽医卫生检验学的研究生，面对苏联专家撤走，国内教学资源紧缺的重重困难，凭着顽强的毅力和敢为人先的精神，在读研究生期间就编写出我国第一本《兽医卫生检验实习指导》。随后，他又与另一位老师合作撰写出版了《兽医卫生检验学》。该书被指定为全国统一教材，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

二

　　猪是很多病原体的宿主，像大家熟知的囊虫（俗称痘猪）、旋毛虫等寄生虫都是通过猪原体传播给人类的。旋毛虫病是由生猪为载体在世界各地广泛流行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也是国际兽医公共卫生界共同关注的课题。我国自1964年在西藏发现人体旋毛虫病以来，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湖北、河北、内蒙古以及东北三省等地均有发生或暴发流行。旋毛虫病不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而且对养猪业也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当时，人们对旋毛虫的发病原理、传播途径、检验方法、诊断治疗等方面还缺乏系统研究，很多问题一知半解，亟待解决。旋毛虫病不仅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和部队指战员的身体健康，而且影响我国肉制品的出口质量，直接损害了国家声誉。祖国的重托、人民的期盼激励着袁鸿锦去攻克这一世界性难题。

　　袁鸿锦致力于拓展传统兽医学研究领域，把人、动物、环境三位一体进行综合考量。他从人畜共患病研究入手，注重研究人、动物对环境的污染，污染的环境反过来又对人、动物的影响，以及动物肉蛋乳、粪便等对人健康的影响，创建了一套崭新的现代兽医理论，为中国在国际旋毛虫研究领域争得一席之地。

　　人们很难理解在缺少仪器，没有专门实验室的情况下，袁鸿锦为研究旋毛虫病付出了多少汗水。仅为观察旋毛虫病的形态和生长过程，他就先后压片镜检了数万例猪肉标本，剖检观察了上千只接种旋毛虫的小白鼠。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老百姓很少能吃上肉，他仍严格执行食肉检疫规定，被误解为追求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错划为“右派”。面对身心遭到摧残的情况，他没有放弃自己的科研事业。他舍弃了所有业余爱好和户外运动，加班加点地工作，经常错过班车，有时甚至赶不上末班公交车。为此，他买了一辆自行车，骑车上下班。长春的冬天冰天雪地，加之路途较远，骑车到单位的他已变成了一个“霜人”。

　　袁鸿锦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他在国内首次对肌旋毛虫的生活史，包囊形成、形态、感染力、可见度、死亡特征等做了详尽研究，验证和补充、纠正了国外学者在旋毛虫研究上的某些论点，为检验、鉴别、预防、诊断、治疗旋毛虫病提供了理论根据和方法。他发现，旋毛虫只是早期在细胞内寄生，一旦形成的包囊成熟后，就不在肌细胞内，而是在相邻的肌细胞之间了。这一发现，改变了一个世纪以来，国际公认的检验旋毛虫时，凡证明虫体在肌细胞内时便判定是旋毛虫病猪肉的标准。这一成果被国家标准局修订的《肉品卫生检验规则》所采纳。由于在旋毛虫病的研究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他荣获了军队科技成果二等奖。

　　此前，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旋毛虫在形成肉眼可视后方具感染力，据此提出了对旋毛虫的检验用“目检法”辅助国家法定的显微镜检验法的建议，并一度写入国家《肉品卫生检验规程》修订草案。袁鸿锦通过反复的动物实验证明，旋毛虫感染后只需21天就具备感染力，但感染后的45—50天才能形成肉眼可视的包囊，这一重大发现也被国家标准局修订的《肉品卫生检验规则》采纳。

　　当时，文献记载只有肉食动物才会感染旋毛虫病，袁鸿锦在国际上首次发现草食动物的羊身上也有旋毛虫感染的可能。这一科研成果在全国牛羊肉卫生检验会议上发表后，受到了商业部的高度重视，促进了全国各地对草食动物旋毛虫的检验。该成果获得了解放军总后勤部科技成果三等奖，《光明日报》《健康报》等媒体对此进行了专门报道，这一成果同时被编入我国高等学校卫检专业本科教材。

　　袁鸿锦是“兽医卫生检验箱研制”课题组的负责人之一。在研制过程中，他查阅大量资料，精心组织，与有关单位通力合作，克服人员少、资金不足等困难，在较短时间内研制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该检验箱功能齐全，方便耐用，列装部队后深受欢迎。该课题不仅荣获全军科技成果二等奖，还为学校带来20余万元的经济效益。为此，袁鸿锦领导的教研室被解放军总后勤部党委记集体三等功一次，本人也由行政16级提前晋升为15级。

　　袁鸿锦在旋毛虫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引起了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反响。1988年10月，在西班牙召开的第七届国际旋毛虫病学术交流会，首次邀请中国参加。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在世界论坛上讲述自己对旋毛虫病研究和发现。袁鸿锦在会上做了关于旋毛虫包囊形成及其有关问题的学术报告，受到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大会主席特意缩短了自己的发言时间让袁鸿锦宣读他具有创新性的论文。

　　在人类研究、诊断、治疗旋毛虫病的里程碑上，从此镌刻上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袁鸿锦。

　　大会结束后，有8个国家的专家向袁鸿锦索要论文及有关材料。有的提议在旋毛虫研究领域展开国际合作，有的以优厚的待遇邀请他到国外工作，被他婉言谢绝了。他明白科学虽无国界，但科学家离不开自己的祖国。

三

　　袁鸿锦工作严谨，精益求精。他经常带着科研中的问题上高原、下海岛、进部队、到企业、钻猪圈、进屠宰场实地调查研究，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为科学献身。

　　1975年，吉林省大安县九位教师突发怪病，头肿、呼吸困难、呕吐不止、全身关节疼痛，几家大医院都无法确诊。袁鸿锦根据症状和饮食，初步认定病人可能是吃了感染旋毛虫病的猪肉后患上旋毛虫病。当时，要诊断旋毛虫病人，需从患者身上切下一小块肌肉，如果一次不能确诊，还要再切一块，病人痛苦异常。袁鸿锦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他决定尝试用血清检验的方法来确诊，以缓解病人的疼痛。而用这种方法，就必须要有正常人的鲜血为参照物做比较，才能从患者的血液中发现旋毛虫病。可抽谁的血呢？袁鸿锦毫不犹豫地把针头扎进了自己胳膊……天道酬勤，终于，他在国内首创采用玻片血清环蚴沉淀法检验旋毛虫病取得了成功，既免除了病人的痛苦，又提高了诊断效率和准确度，为我国医学界探索诊断和检测人畜共患病的方法和途径做出了重要贡献。

　　病因找到了，可又面临着人患旋毛虫病还没有特效药治疗的窘境。为筛选治疗该病安全有效的药物，袁鸿锦又一头钻进实验室。他做了无数次的药物动物临床试验，最终选中了噻苯达唑。可国外有关资料报道，噻苯达唑治疗旋毛虫病疗效虽好，但副作用很大，患者服用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而且只在小动物身上做过试验，还没有人体试验的可靠依据。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他决定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以便记录所有的不良反应。当时，家人都不同意他去冒险，他却说：“搞科研来不得半点虚假，不能仅凭现成的资料，更不能满足于对小白鼠的实验阶段。用药剂量大小，关乎病情是否可控，更关乎人的生命。在疫情紧急、人命关天的特殊时期，就像战场上为了战役的最后胜利，必须要有人去‘蹚雷’，你们说应该让谁去？”就这样，袁鸿锦不顾个人安危，执意亲口服用，以观药效。他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告诉他的实验员如果有什么生命危险再进去，否则，不要打扰他的记录。经用药后观察，副作用不大，用于患者治疗效果显著。经对症下药治疗，9名患者全部康复。

　　1976年，袁鸿锦在协助驻大连空军某部食物中毒调研时，为了取得数据资料，他不顾脏臭，亲自下猪圈，和战士们一道起猪圈，查看猪饲料，排查病因。他走遍了该部队军营和家属驻地的每一个角落，经过20多天对可疑样本的筛查和反复的病原体接种试验，确定该病既不是“阶级敌人投毒”所致，也不是什么“新病”“怪病”，而是因为这一地区的猪吃了含有霉菌毒素的饲料，人食用了被感染的猪肉后引起中毒所致。而部队家属因长期在霉菌环境下生活，已经对该霉菌产生了抗体，部队指战员驻地没有霉菌滋生，所以同样食用受感染的猪肉，部队指战员中毒现象要比部队家属反应强烈。袁鸿锦以渊博的知识、求真务实的精神、敢于担当的勇气查出导致食物中毒的根源。经对症治疗，患者很快脱离了危险，也使一些人免除了政治上的“嫌疑”。

　　袁鸿锦在上海二医大住院治疗肝病期间，发现当时对肝癌晚期病人出现的严重的呃逆症状，只能通过药物缓解，他也被严重的呃逆折磨得彻夜不眠、水米难进，各种中西药物治疗均无效。医生们束手无策，已经极度虚弱的他时刻不忘治病救人的本职，思索着治疗呃逆的方法。一个想法在他脑海一闪，他意识到打嗝主要是由于某种刺激引发膈神经极度兴奋，导致膈肌痉挛所致。能不能用麻醉反射神经元来抑制膈神经的兴奋，从而达到抑制呃逆症状呢？这个想法虽然在理论上可行，但实际操作很难。不仅要找准神经元，还要知道麻醉药用量。剂量大了会导致呼吸衰竭，剂量小了不起作用。为了给更多的患者提供治愈的希望，他决心用自己的身体为科学探路。他和著名肝胆专家吴孟超教授谈了自己的想法，吴教授听后为之动容。吴教授哽咽着说：“我行医几十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坚强的患者，不仅自己寻找治疗疑难症的办法，而且敢于为医学献身。”他指定一名青年麻醉师，同袁鸿锦一起研究实施方案，确定麻醉剂量。经过几次试验，袁鸿锦终于战胜了死亡，成功地找到了一种抑制严重呃逆症状的新途径。他还耐心指导这位青年麻醉师撰写论文在国际医学刊物上发表，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究竟治愈了多少患者，救活了多少肉品企业，袁鸿锦自己也记不清了。他把所学的专业知识，无私地反哺社会，用拳拳赤子之心，践行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匠心——医者仁心。

四

　　袁鸿锦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内外军队建设的前沿课题，提出了一系列军队兽医学科建设重大改革命题，得到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党委的认同。

　　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部队官兵的伙食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提出了“斤半加四两”的部队伙食标准。肉蛋奶比例的增加，人畜共患病感染概率也随之增加。

　　袁鸿锦敏锐地感觉到了兽医学发展中新的机遇和挑战。他查阅了大量国外军队的有关资料，总结了我军几十年来兽医工作和教学的历史经验，向学校提交了题为“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发展新趋势”的报告。报告论证了兽医教学要适应部队发展，必须更新观念，转变思想，变单纯为动物保健服务的传统兽医学为在研究动物保健有关问题的同时，还要注重研究有关人畜共患病的防治问题，从而使兽医学发展成为直接为人类保健服务的预防医学。他倡议成立兽医卫生检验专业，并向学校提出创办兽医卫检专业的建议和规划，推动了军队兽医工作向现代兽医学迈进。

　　袁鸿锦的建议得到了解放军总后勤部领导的高度重视。1983年6月，总后勤部批准兽医大学创办卫检专业，1986年11月，又批准创建兽医公共卫生系。学校党委把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袁鸿锦。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境况是一没教材，二没专业教师，一个标本柜里的猪肉胴体模型几乎就是他的全部“家产”。可这些难题吓不倒袁鸿锦，他说：“为了培养人才，困难再大也不怕……”

　　袁鸿锦从师资队伍建设抓起，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诚招天下英才，迅速组建起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教师队伍。他在教师中实行岗位责任制，充分发挥老教师的指导作用，中年教师的骨干作用，青年教师的生力军作用，辅助员的助手作用。这“四个作用”充分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定期主持教学法研究会，率先垂范，逐章逐节地给青年教员讲课，鼓励大家互帮互学，共同提高。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教研室5名刚刚从事兽医卫检教学的老师，很快适应了新专业教学岗位的需要。

　　为适应卫检人才培养需要，他充分吸收国际最新研究成果，主编了两本共计110多万字的教材，组织、参编了12本共计483万多字的教材，形成了兽医卫生检验专业教学的完整教材体系。目前国内兽医卫生检验本科教材基本上都是以该教材为蓝本发展起来的。

　　袁鸿锦不顾多病之躯，四处奔波。他发动教研室同志，与相关专业单位和部门建立稳定的联系。通过技术援助、帮助解决问题等方法收集资料，制作大量的病理切片和幻灯片，建成了食品微生物检验、食品理化检验和卫生病理检验三个实验室，有力地保障了教学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

　　卫检系边筹建边招生，这在国内属首创，其中凝聚了袁鸿锦大量的心血。他的工作经验得到了兽医食品卫生研究会的高度认可和赞誉。为此，研究会决定1989年全国高等院校兽医公共卫生专业重点教材编审工作在兽医大学进行，袁鸿锦为学校赢得了荣誉。

　　袁鸿锦在担任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先后三次深入基层调查走访，提交了12万多字的调研报告，促成了在全军开展肉品卫生检验试点工作。

五

　　袁鸿锦治学严谨，毕生致力于培养一支适合我军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兽医卫检技术骨干队伍。

　　他经过研究生班的系统学习，又从事兽医卫检教育30多年，专业基础扎实，教学经验丰富。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常讲，“教学内容是无止境的，教学方法也是如此，教师为人之师，一上讲台，学生就看你表演。课讲得不好，会误人子弟，损害党的事业”。他每一堂课都精心准备，对教案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对挂图、投影片、标本使用和设计都要一件件地反复琢磨、改进，直到满意为止。

　　袁鸿锦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注重启发式形象教学。他酷爱绘画，上课时很多解剖图都是他当堂绘画，很多讲义的插图也是他亲手绘制。他说：课堂上一步步给学生展示各层面的组织结构，使学生比看挂图更清晰，印象更深刻。

　　卫检专业是门边缘交叉学科。为了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他在全校第一个运用多媒体教学。仅用两年的时间，他与电教室的同志们一起摄制录像片15部，制作彩色幻灯片1500余张，黑白幻灯片500余张，投影片100余张。在课堂上，他把电视、模型、幻灯、投影、图片、挂图等多种手段交替运用，有机配合，创造性提出了“多媒体单元教学法”，缩短了授课时间，提高了教学效果，深受师生欢迎。这一教学方法获得了兽医大学教学评比一等奖。袁鸿锦应邀在南京举办的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卫检师资班上就“多媒体单元教学法”做了专题介绍，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好评。

　　严师出高徒，袁鸿锦不但对自己严苛，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也丝毫“不讲情面”。他要求每个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必须试讲，不成功，不允许上讲台。他的研究生——青年助教刘熙就是这样被他“扶上”讲台的。回想起老师当时的谆谆教诲，刘熙至今感慨颇深。

　　袁鸿锦紧盯世界科技前沿，注重国际交流与合作，超前培养人才。在国内食品检验技术还处在“眼观、手摸、鼻嗅”状态的时期，国际上的核酸探针技术在国内还是空白。他想方设法把研究生周志江送到日本研修，很快就研制出了大肠杆菌毒素的生物素核酸探针。而要开展这项新技术需要大量的“内切酶”，当时国内“内切酶”货源紧缺而且价格昂贵。他到处联系，打听到军事医学科学院能生产，就多次不辞辛苦地登门求教。一次夜间，他因天黑路滑两次摔倒。医科院的专家被他的真诚和执着所感动，同意为他培养人才，并传授技术，合作生产。

　　袁鸿锦十分关心全国卫检专业教学和师资队伍培养工作。他应邀审校全国地方农业院校五年制兽医卫检专业教学大纲和全国商业学校四年制兽医卫检专业教学大纲，参加全国卫检教材编写，任《农业百科全书·兽医卷》兽医卫检分支主编。他先后到上海、南京、郑州等20多个省市和有关单位讲学，为部队和地方培养了一大批卫检技术骨干。他还先后为农业部、商业部和外贸部的食品检验部门举办多期食品卫生检验师资训练班，有关领导称赞他“为全国开展卫检工作打开了新局面”。

　　1988年，袁鸿锦已超过解放军总后勤部党委规定的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延长年龄。解放军总后勤部党委考虑到兽医大学卫检系组建时间不长以及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国内兽医卫生检验界的名望，决定批准他改任文职干部，不授予军衔。他虽然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身子却闲不住，仍一心扑在工作上，无怨无悔，直至确诊肝癌晚期，他仍忙碌于心爱的事业，就像一支红烛，燃烧着自己，照亮了别人。

　　袁鸿锦终生投身兽医卫检事业，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有的成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有的成为校长、院长。他们都在继承和发扬着袁鸿锦的治学精神，默默地为国家的卫检事业贡献着力量。

六

　　袁鸿锦对党无限忠诚，时时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即使在被打成“右派”、家人受到牵连的情形下，他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坚定信仰。他教育孩子们“无论受到多大委屈，都要相信党，相信人民”。他认为，作为一名党员必须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传授学生科学知识，还要为其提供丰富的政治营养。他创造了一个育人公式：专业技术+政治思想=合格人才，合格人才必须具备三种精神：奉献精神、种子精神、雷锋精神！

　　袁鸿锦十分重视学生政治素质的提高，想方设法抽出时间和学生谈心，及时解决他们的“热点”“疑点”问题。每年系里本科生和研究生报到，他都做一次动员报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他常和学生们讲，“没有知识成不了才，而忽视政治有可能成为废才”。他希望学生能正确地处理好政治和专业的关系。

　　袁鸿锦对党的无限忠诚深深地影响着自己的子女。20世纪80年代，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人们盲目崇拜西方社会“民主”“自由”，人们的理想信念动摇，许多人退了党。就是在这种关头，他积极支持自己的小女儿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以实际行动彰显了对党的忠贞和信仰。他教导孩子，此时提出入党，说明你下定决心要将自己的一切无私地献给党，献给党的伟大事业……

　　在袁鸿锦劳累过度住院期间，组织上把奖励全国劳动模范的500元奖金送到他的病床前，此时他已不能握笔，就自己口述，让学生代笔给组织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几十年来，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我和同志们共同努力，在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这是一个党员应该做的事情。但组织上给予了我很高的荣誉和鼓励，我感到非常内疚，这500元奖金是母亲的血液，应该将它输回母体——作为党费全部上缴，以表达作为党的儿女希望母亲永远健壮、永葆青春的心愿。”同志们看到他的来信，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七

　　袁鸿锦以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干一行，爱一行，干当人梯，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他担任卫检系主任，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荣获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同时兼任许多科研机构职务。他虽成果累累、著述等身，但在鲜花和闪光灯面前，他没有沾沾自喜，而是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常说：“老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有的甚至要影响一辈子。为人师表，教师要有高尚修养和道德情操。”对学生而言，他既是严师又是益友，政治上严格要求、精心培育，生活上则是体贴入微、关心备至。1986年，他的一名研究生到南京药学院进修，由于环境陌生，内心寂寞，学习不安心，他在给袁鸿锦的信中流露出想早点结束学业的念头。当时正是卫检系筹建阶段，袁鸿锦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这位学生回信，勉励他要吃得苦中苦，珍惜机会，安心学习。此后，这位学生每封来信，袁鸿锦都认真回复，从思想到学习、从工作到生活，无所不谈，使这位学生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与鼓励，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袁鸿锦甘当配角，甘为人梯。在科研工作中他宁愿自己多承担一些，也要创造机会，让年轻人进修学习。他常说，“老师带徒弟，不让徒弟超过自己，不算好老师”。关于羊旋毛虫包囊形成过程和形态学研究，国内外未见相关报道，是一项很有潜在价值的课题。袁鸿锦已着手研究了一年，只要稍加努力就可以取得成果时，他却把课题交给学生去搞，学生担心难以胜任，他就手把手地指导，使学生坚定信心，完成了这个课题。

　　“文革”时期，袁鸿锦被下放到部队农场劳动，他用所学的兽医知识治愈猪瘟病，为农场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大家亲切地称他为“猪医生”。当看到农场的饲料紧缺，猪出栏率低时，他就主动请缨，自制出新型猪饲料，很快提高了猪的出栏率，成为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先进典型。当上级派人来学习经验时，他让一个农场战士作为发明人介绍了经验，晚上他教这名战士怎么讲解，白天再配合他进行演示。后来这件事反响越来越大，这位战士实在不愿意再这样“演下去”，主动澄清了身份。当媒体和上级领导问袁鸿锦为什么这样做时，他坦诚地说：研制新办法就是为国家节省粮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自己从来没有想到出名。只要能推广出去，个人的名利无关紧要。

　　袁鸿锦是学科带头人，又是兽医公共卫生系的总设计师，编教材、搞科研、写论文，大部分都由他来定题目、出路子，从设计到定稿他都要倾注大量心血，可他坚持不署自己的名字。军内或地方的同志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只要来找他，不管工作多忙，他都热情帮助，不计报酬。他在协助空军某部进行食物中毒的调查和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组织上要给他记功，他再三请求，将功记给了参加这项工作的另一位同志。他这种淡泊名利、看重事业、正直无私、赤诚奉献的精神，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公而忘私的优秀品格。

八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袁鸿锦舍“小家”，顾“大家”，心中装着“大我”。他从未假公济私，谋取个人私利。他从不允许家人以他的名义得到任何特殊照顾，他谢绝了组织上提出安排其子女大学毕业后到本校入伍就业的建议。袁鸿锦在上海住院期间，因生命垂危，学校让他老伴儿前往护理，费用由学校报销。他清醒过来问明情况后说，“为给我治病公家已花了不少钱，不能再给国家增加负担了”。于是他让老伴儿搬到免费的简易住处。作为全国知名的卫检专家，袁鸿锦经常应邀外出讲学、做报告，主办单位给他酬金，都被他一一谢绝或照例交公。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因公出国，很多人大包小裹地往家买东西，可是袁鸿锦从国外带回来的却是成箱的书籍和资料……甚至归国途中，为了节省外汇，转机时他舍不得住旅馆、下饭店，而是在候机厅蹲了一夜，买两个面包充饥。

　　袁鸿锦勤俭节约，克己奉公，从不乱花一分钱。孩子们小时候的衣服很多是他亲手用自己的衣服改制的。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的书信往来特别多，即便是在重病期间，他也尽力有函必复。为了节省开支，他把所有用过的信封翻过来重新糊好再利用。他常说，节省每一张纸，就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森林。

九

　　顽强与病魔斗争——从肝囊肿手术到肝癌晚期，袁鸿锦以大无畏的精神，与癌症抗争了八年。

　　为参加在西班牙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他刚刚做过手术，尚未痊愈，就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说，带着药登上飞机。第六届全国人代会期间，他刚刚脱离重症监护不久，仍以顽强的毅力参加了所有的会议，并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加强全国动物性食品检验工作的议题和调研报告。

　　袁鸿锦在和死神赛跑。卫检楼里，他办公室的灯总是最后一个熄灭。就在他忙于系里的规划和研究工作时，肝病又一次复发恶化，他硬是挺着病痛一次次推迟转院治疗，在校首长的命令下，才很不情愿地到上海就医。到上海后的第三天，病情急剧恶化，昏迷不醒，医院报了病危。可能是“超人”的精神作用，死神在他的面前退缩了——他活了过来。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袁鸿锦身体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可他还念念不忘系里的工作进展和研究生学习情况。他躺在病榻上为学生联系去匈牙利学习；编制海军兽医勤务科研规划；并多次给系里写信了解情况，指导工作。由于手抖，一封信写了两个星期，最后还是让女儿帮助抄写完成。他在信中写道：“死我倒不怕，如果怕，吓都吓死了。但是，教学规划还没有完成，发展兽医卫生检验工作的设想还没有实现，有许多工作等待我去做。我要抓紧有限的点滴时间多为党做些工作，为了未酬的事业，我要回学校。”

　　袁鸿锦以惊人的毅力，强忍着剧烈的病痛，完成了生命中的最后三件事：主持召开卫检学术年会，主持撰写《农业百科全书·兽医卷》卫检部分书稿，对一个重要科研课题进行了论证。

　　袁鸿锦一生为党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92年8月4日，袁鸿锦经抢救无效病逝于长春，年仅6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