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1978年“吉林谈话”的来龙去脉

穆占一

　　在吉林省档案馆精品档案陈列馆里，有一件业已泛黄的谈话记录，静静地摆放在钢化玻璃框里。每当有重要参观者来馆，工作人员都会毕恭毕敬地讲述这份记录的内容和来历。

　　这是一份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1978年9月16日在吉林谈话的原始记录，是这个档案馆的镇馆之宝。

　　如果打开《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会在第126页—128页之间阅读到邓小平同志这篇重要谈话的一部分，题目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说起来，这一段故事意味深长。

　　原来，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的决议。自1978年5月起，在全国展开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遇到的一个强大阻力是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仍固执己见，反对和阻挠这场讨论。为进一步把这场讨论引向深入，进而形成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中国局势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1978年邓小平在出访朝鲜回国后并没有直接返回北京，而是于9月13日至20日视察了东北三省的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以及唐山、天津等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后来有党史学者把邓小平1992年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的谈话概括为“南方谈话”，把1978年这次谈话概括为“北方谈话”。“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而在整个邓小平“北方谈话”中，最系统地阐述邓小平理论的首推“吉林谈话”，后来被党史党建学者引用最多的也是“吉林谈话”的部分。

图为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吉林省。

　　邓小平的“吉林谈话”是在1978年9月16日在长春南湖宾馆进行的。在听取了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同志的汇报后，他先就吉林的工农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然后就一系列重大问题，对吉林省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作了振聋发聩的讲话。

　　邓小平首先谈到了如何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问题，他以高屋建瓴之势，直切问题的要害：“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结底，就是靠这个”。

　　对于如何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问题，邓小平阐述道：“总的说来，我们有了过去没有的好条件。如果毛泽东同志没有说过的我们都不能干，现在就不能下这个决心。在这样的问题上，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如果只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

　　邓小平对理论和实践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强调：“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

　　邓小平对我国的国民经济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邓小平深刻而尖锐地指出：“什么叫高举？这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是真的高举。下这样大的决心，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

　　邓小平在吉林等地的这次讲话用他自己的话讲是“煽风点火”。他煽的是革命之风，点的是真理之火。他以理论家的勇气和政治家的胆识，以高屋建瓴、扭转乾坤之势，冲破了当时盛行的“两个凡是”的禁锢，使中国人民从十年动乱中走了出来。它像一缕春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乌云，像一支号角奏响了拨乱反正的序曲，成为伟大转折的序幕，也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好了舆论准备。

　　仅仅过了三个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跨入了新的历史进程······

　　后来的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在接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时，回忆了他的“北方谈话”。他说：“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力，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还以愉快的心情表示：“实践证明，这条路线是对的。”可见“北方谈话”也被邓小平同志自己认为是“得意之作”。

　　而耐人寻味的是，相对“南方谈话”的背景和初衷，产生的反响和效果，当时他老人家对东北的改革开放是否也报着极大的希望呢？

　　今天的吉林，今天的东北，我们要用实绩作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