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吉林省对张伯驹夫妇的关爱

黄耀河

吉林省是个文化大省，吉林省博物馆的馆藏在全国既丰富又独特，用行话讲是个“富翁”。在众多馆藏珍品中有一幅稀世名画《百花图》，更是镇馆之宝。它的主人就是时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我国近代著名词人、收藏家、戏剧家和书画家，民主人士张伯驹先生。它是张伯驹先生割爱捐献给省博的，也是他最后一件收藏珍品。正是在张伯驹先生的呵护下，吉林省博物馆馆藏珍品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在全国博物馆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张伯驹先生原本居住在北京，时任文化部顾问，为什么他会来到了吉林省？来到之后与吉林省又结下了怎样的情缘？

说来话长，1957年时任文化部顾问的张伯驹因主张解禁并演出传统京剧《马思远》，被错划成“右派”。1961年，便接受吉林邀请，随夫人潘素来长春。张伯驹北上虽属无奈之举，却也是人生的又一次选择。这次选择，拓展了张伯驹人生新的气象和格局，同时也与吉林省结下了不结的情缘。

吉林省地处关外苦寒之地，文化底蕴并不丰厚。新中国成立后，吉林省委偏偏有那么一群有眼光有魄力，有情有意的领导，下决心要将吉林省打造成全国文化高地。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就是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宋振庭。张伯驹一踏上这片土地便被浓浓情义包围起来，相关领导一次次去下榻处看望，一应事项周详细致，温情脉脉，继之便是安排工作、确定薪酬、摘掉“右派”帽子、任职等。

宋振庭和张伯驹第一次见面，便紧紧握着张伯驹的手连连说：“一见如故！一见如故！”宋振庭称赞他们夫妻两位皆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们的到来对吉林省文化界有如久旱逢甘霖般的及时。在此之后，省委和宋振庭给张伯驹提供了相当优厚的条件。

当张伯驹提出想组织“春游社”的时候，宋振庭二话没说，指示有关人员在省博物馆二楼专门开辟出一块地方，供张伯驹、于省吾、罗继祖、裘伯弓、单庆麟、阮鸿仪等艺术家聚会用。

不仅如此，宋振庭为了张伯驹能够早日摘掉“右派”帽子，不停地到处奔走。在他坚持不懈地努力下，时间不长，省委有关部门就做出了摘掉张伯驹 “右派”帽子的决定，随后省委正式发文任命其为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馆长一职空缺）。这对张伯驹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张伯驹在长春期间，三移宅居，一次比一次条件好。张伯驹搬到哪里，宋振庭、高叶（时为吉林省文化局局长）、王承礼等人的脚步就跟随到哪里。他们经常或去张伯驹家，或去省博物馆，在一起谈书赏画，说古论今，气氛十分融洽。宋振庭与张伯驹真诚相交，宋振庭及其夫人宫敏章、张伯驹及其夫人潘素，两家之间常有来往，相处甚欢。 

王承礼对张伯驹的关照也颇为感人。时任吉林省博物馆党支部书记、副馆长的王承礼，一直与张伯驹搭班子。王承礼是我国著名的渤海史专家、东北史考古学家，国内外知名的历史学家。张伯驹来吉林之前，他是省博物馆主持工作的副馆长兼馆党支部书记。宋振庭征求王承礼意见，将张伯驹安排在他之前任第一副馆长，他欣然同意。

王承礼回忆张伯驹时曾谈到，张伯驹“涉世不深，旧政治、新政治都不大懂”，“我是支部书记，从事业出发，他是人才，对他（要）爱护、保护着点，招呼着点”，“宋振庭对他照顾，我也比较照顾他”，“我们经常参加他的艺事活动，为其‘站脚助威’”。王承礼还说：“我每年都会借书画搜集等事，有意安排他回京几次，回老家住住，会会老友，疏散一下心情。”其实，关爱呵护着张伯驹夫妇的还有许多人，如省委书记处书记郑季翘、副省长徐寿轩等等。

肝胆相照的情谊让张伯驹动容。为了丰富这个建馆只有几年的博物馆的馆藏，他披挂上阵并亲率业务人员一次次赴京、沪等地寻访征集中国历代书画文物。寒来暑往，几历春秋，从1962年至1964年，他带人征集历代书画225件。元代倪云林《敬亭山寺图》和以明清为主的一大批精品书画均为张伯驹组织征集入藏。另外，齐白石、张大千、溥心畲的大量作品以及历代名人书札、册画、成扇等进入了吉林省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馆近现代书画基本形成了 “兼容并蓄，各家齐备，成龙配套，自成体系”的格局，书画收藏品类一举跻身国内馆藏前列，在国外也有一席之地，被公认为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征集的黄金时代。张伯驹还把自己已经珍藏了数十年的几十件书画文物捐赠出来。

1964至1965年间，张伯驹主持编辑《吉林省博物馆藏画集》时发现，博物馆收藏的画作中唯独缺少宋代的真迹，这就仿佛一条河流突然断流一样。怎么办？蓦地，他想起了那幅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画卷于乾隆时期入藏清内府，清亡后由北京辗转流于长春，后被张伯驹收藏。

早在北京生活期间，张伯驹已经把自己收藏的晋、唐、宋、元的诸多真迹、名迹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只给自己留下了这件自娱的《百花图》。1958年至1959年间，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思想文化工作，并兼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领导小组组长的邓拓曾通过不同的途径多次找到张伯驹，希望他把手中的这件文物重器《百花图》留给中国历史博物馆。面对邓拓的迫切心情，张伯驹最终回复邓拓一句话：“画随人走”。

面对吉林省博物馆藏画的断流，为了回报吉林省的礼遇，张伯驹忍痛割爱，把自己收藏的最后一件珍品《百花图》无偿捐献出来，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张伯驹的慷慨成就了吉林省博物馆“书画重镇”的地位。这对于一位视文物如生命的收藏家何等弥足珍贵！

张伯驹说过一句平实而真挚的话语：“在吉林呆一回，要给吉林留下东西。” 张伯驹留给吉林的东西远不止于此。1963年2月由他组织在长春召开的吉林省博物馆首届学术年会，开启了吉林省博物馆学术研究先河。张伯驹还将自己几十年来对文物收藏、整理、鉴定等方面的知识、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

后来，中共吉林省委以及宋振庭与张伯驹的情缘一直延续着。1982年2月26日，张伯驹逝世，宋振庭亲送挽联：“爱国家，爱民族，费尽心血，一生为文化，不惜身家性命；重道义，重友谊，冰雪肝胆，赍志念一统，豪气万古凌霄”。中共吉林省委也很关心照顾潘素的工作生活，为其落实相关政策，并为其修缮了北京的旧宅。

回到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那时吉林省礼遇的不止张伯驹夫妇两人，而是一大批方方面面的各类人才。他们知道吉林省委知人善任，尊重人才，他们才来到了关外的吉林。他们心甘情愿地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因为省委营造了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特长的环境和天地。吉林省有一批懂业务、重情义的“门内汉”时常关心他们的生活，肯定他们的成就，时常来看望他们，与他们说话聊天，没有任何领导人的架子，这比什么都让他们暖心。有很多本来临时来东北帮忙的专家也因为感受到了这种美好情缘而留了下来，并且一留就是一辈子。

吉林省与张伯驹夫妇的那段情缘，只是我省善待礼遇人才的一个缩影。抚今追昔，中共吉林省委那些老领导对人才的那种渴望、那份关爱之情，时至今日也仍然令人感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