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绍纪的“潜伏”故事

陈玉宝

　　张绍纪是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之子，其生母徐芷卿曾是戏剧名伶,1921年嫁给张景惠为七夫人。翌年,张绍纪在哈尔滨的一座洋房里出生。张作霖时代,张景惠是张作霖的左膀右臂。九一八事变后,张景惠投靠日本人，1935年,张景惠接替郑孝胥出任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

图为张绍纪（上）

　　父亲认贼作父,但张绍纪却有一颗中国人的自尊心。他受不了民间称其为“汉奸崽子”,生在这样的家庭,他觉得是耻辱。为此,他曾离家出走,被父亲派人截回。为了管好儿子,张景惠特意为他请了一位俄语家庭教师。没想到,张绍纪在学会俄语的同时,还了解了苏联文化,在心中生发了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这使得他越发厌恶自己的父亲,痛恨自己所处的被奴役的环境。

　　1938年初春，16岁的张绍纪收到堂兄张绍维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信，堂兄劝他也来日本留学。此时张绍纪正想着怎么逃离自家，不愿与父同背“汉奸”的骂名。张景惠得知儿子想要留学的想法也很高兴，他想让儿子学习日本文化，将来也能像他一样为日本效力。

　　1940年7月，18岁的张绍纪来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见到当时已是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东北青年救亡会”成员的堂兄（此时已化名丁非），堂兄介绍他加入了组织。在堂兄的引领下，张绍纪接触了马列著作，看过不少巴金、曹禺、老舍的文学名著，他的精神状态也逐渐好起来。过去是一个富家子弟、豪门小少爷，不得不忍受周围同学的鄙视和嘲讽，内心苦闷，找不到出路；现在他加入了地下秘密组织，思想起了变化，立志要走出去为国家干大事……张绍纪从此树立了人生目标——抗日！“不当亡国奴，要堂堂正正做个中国人！”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为了防范日本在东方可能发起的进攻,苏联在远东布下重兵。但欧洲前线战况恶化,急需调拨力量回援。在这个紧急时刻,斯大林特别想了解日本下一步的战略意图。经研究,上级下达命令:要尽快弄清日本作战前线的总指挥山下奉文中将是否秘密来东北的消息。因为日本已决定，不论南进还是北进，前线总指挥都定为山下奉文。他出现在哪里，战争就可能发生在哪里。张景惠与山下奉文的关系密切，如果他来东北，即使行动绝密，张也能知道。1941年10月初，还在日本留学的张绍纪和堂兄张绍维就受组织派遣，以“回国探亲”名义，刺探军事情报。新的任务给了他新的身份和新的人生，在国家与亲情面前，他选择了国家，当年尚不满20岁。

　　他们执行任务的时间要求只有短短一周,难度很大。张绍纪便以“学习”为名,每天到张景惠的办公室查看有关机要文件,终于找到了答案。“1941年11月26日,山下奉文已秘密抵达三亚,关东军的精锐部队开始集结南下”，张绍维还在其他伪满高级官员中秘密刺探，经过一周的奔忙，终于弄清了山下奉文未到东北的确切消息。情报被送出，为苏联研判战争形势提供了重要参考。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山下奉文在新加坡出现，这表明他们的情报是准确的。

　　张绍纪还利用特殊家庭背景，先后多次接受并完成地下党组织交给他的重要任务。为了获知“火曜会”（即制订伪满方针和政策的决策会议）的信息，张绍纪常常在聚会时故意奉承伪满大臣承谷次亨，谷次亨也以长辈名义，在闲谈中洋洋得意地炫耀自己，讲出一些“秘事”，其中就有“火曜会”的一些情况。这些情报为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打击日伪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3年,日本太平洋战争失利,日本本土不断遭到美军轰炸。张绍纪接到上级命令,立刻结束留学生活回到了张景惠的身边,正式开始其跌宕起伏的“潜伏”生涯。回国后,张绍纪被秘密分配在我党的“长春情报小组”。他凭借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和特殊身份,将“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内的进步分子安插到伪满上层机关和要害部门,在日伪的核心部门布下我党的眼线，长春情报站站长田琛、沈阳情报站站长候洛的掩护职业都是张绍纪出面活动安排的。

　　由于“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会员多数是留日学生，同学之间的交往一般不会受到怀疑。张绍纪利用这一点，经常以会友和研究学术问题为名，安排他们在府内召开秘密会议、抄写情报、汇集资料，还将一些进步书籍和重要情报存放在自己的书房里。张景惠和他的秘书松本义雄，对这些年轻人从未产生过怀疑，以为来找张绍纪的人都是他的老师、同学和朋友，哪里知道党的情报工作者就像走自己家们一样，将张公馆当成了党在长春的“情报站”。曾经担任伪满三江省警务厅特高课科长兼地方保安局理事官的岛村三郞在他的回忆录《从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中，深感惊叹地说：“当时我们都拼命瞪大眼睛寻找从延安来的地下工作者，没想到张总理大臣的儿子就是共产党员。这个事实说明，伪满洲国的机密泄露出去是多么容易！”

　　张绍纪所扮演的潜伏角色十分重要,从事的秘密活动也极其危险。但他做事滴水不漏,不仅蒙哄了狡猾的敌方,在我党内部,除极少数掌握核心机密的主管领导外,都不知道这位伪满洲国总理公子的真实身份。

　　1945年日本投降后,根据党的指示,张绍纪又借助自己身为张景惠俄文翻译的身份,与苏军“长春城防司令部”建立了联系,向苏军提供了大量情报，并协助苏军将父亲张景惠及各部大臣等汉奸逮捕，伪满洲国崩溃后,身份一直未暴露的张绍纪被裹挟撤离,最后与溥仪等人一道被抓到苏联,关在伯力监狱。

　　1950年5月,张绍纪与其他约200名伪满战犯,被先期遣返回国,关押在沈阳监狱。令张绍纪苦闷不已的是,他手头没有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材料。正在这时,监狱下发了一张个人简历表,其中有一栏是“是否参加过何种反动会道门”。张绍纪眼睛一亮,他用笔勾掉了“反动会道门”,填上了“参加过东北青年救亡会”,并注明了证明人。恰巧,张绍纪填写的证明人此时正在东北公安部工作,并管理着这个监狱。东北公安部在了解情况后很快将张绍纪释放,重新分配了工作。张绍纪向组织申请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张梦实,寓意着梦想实现了。

　　1950年8月,当张景惠随同溥仪等人作为第二批遣返战犯回国时,张绍纪已经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看守了。为了安抚溥仪等人的恐慌情绪,政府特意安排张绍纪和溥仪、张景惠等人见面。父子相见,不胜唏嘘。

　　1956年,张绍纪正式入党。此后,他曾出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日法系主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较之他前半生“潜伏生涯”的惊险跌宕,其晚年生活过得平静而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