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有一位温文尔雅、灵活应变、深受人们尊敬的部队灵魂工程师，他就是在西安事变后被组织派进东北军中做统战工作的王振乾。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科长、山东军区滨海支队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政治部主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政治部副主任、拉法线三十三小组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首席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第四野战军五十军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四野战军五十三军政治委员，中南军区公安部队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四军、五十五军政治委员，中共广州军区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王振乾参加过扬州、苏北、滨海战役，参加并指挥滨海支队创建莒、日、诸、胶边抗日根据地等战役，参加四战四平、解放长春、三下江南、辽沈战役以及鄂西、广西剿匪等重大战役，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一

　　王振乾，曾用名王维平、张宏，1914年9月1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祝家镇上高士村的一户普通农家。家中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和两个弟弟。在父亲“孩子不用管，全仗德行感”的家风传承下，王振乾自幼养成了自奉节俭、施人不吝的好品德。在乡邻眼中，王家的老三透着灵气，将来是个成大事的人。他从7岁开始入本村小学，因成绩优异，进入沈阳基督教会主办的文华中学读书，1930年初中毕业后考入北平汇文中学读高中。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王振乾成了流亡学生。

　　王振乾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进行了血腥镇压。

　　汇文中学广大进步学生并未被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所吓倒，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共赴国难。王振乾参加了以“唤起民众，共赴国难”为宗旨的抗日会。1932年，王振乾被选为汇文青年会会长，并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经常以教会学校为掩护参加进步社团的抗日活动，动员同学组成宣传队，到通县、大兴县、高丽营、南口、延庆县宣传抗日，抵制日货，并到学校进行军事训练工作；通过东北同乡会请东北军帮助搞军训，组织防空演习、战地救护、看护伤兵等；举办看护训练班，组织后方医院伤兵服务团，报名参加者数以百计。

　　1933年春，中国共产党以李大钊生前友好、北京大学部分教师和李大钊子女的名义，公开发起一次抬棺游行大示威的安葬仪式。同学们一路喊着“李大钊精神不死”“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主义”等口号。这次公祭游行被捕者数十人。抗日会发起募集皮背心、万顶钢盔、万把大刀和防毒面具的义举，并派代表赴前方战地，对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队进行慰问，得到了宋哲元签名的若干封感谢信，这在当时是非常荣耀的事。之后，王振乾领导同学们多次掩护“社联”“左联”“文联”等进步团体的革命活动。他因多次出色组织活动，上了宪兵的黑名单，多亏有老师同学的帮助，躲过一劫。同年秋，王振乾以边政系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东北大学边政系俄文组，负责东北大学学生抗日救亡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一二·九运动期间，他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积极组织东北大学学生请愿团南下请愿，沿途宣传，发动民众抗日救国，反对投降。1936年，王振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长期复杂的学运和兵运斗争中，王振乾积累了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1936年西安事变前，王振乾奉党的指示，借陪同燕京大学著名教授顾颉刚到东北大学讲学之机，向名誉校长张学良灌输“促蒋抗日”的思想。在与张学良单独会面时，王振乾面陈了东北大学不能西迁（迁到西安）以及广大师生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得到张学良的鼓励和首肯。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将东北军调到河南、安徽；同时，为削弱东北军的实力，对各军采取“缩编”的手段，致使东北军将士怨声载道。王振乾借此机会，秘密前往东北军中做统战工作，并在东北军中组建了抗日救亡先锋队第二支队，任指导员。

　　东北军57军的基础最差，军部所在地的处境也较恶劣，急需组织中共的地下工委会，以便开展工作。57军111师师长常恩多（后为中共特别党员）倾向抗日，两次向中共组织要求派一个秘书给他，而且必须是中共党员。1937年5月，王振乾受党组织的委派，来到57军111师，师部驻地在河南周口镇东寨一幢简陋陈旧的庙宇里。屋内除一张军用地图和一张油漆斑驳的八仙桌之外，就是床铺上的一床小灰被和一条破旧的毛毯。这就是师长常恩多的办公室兼宿舍。在师长常恩多的扶助下，王振乾出任师部上尉秘书，并很快升任少校秘书兼战地工作队队长。王振乾利用东北军中弥漫的国恨家仇的抗日情绪和颠沛流离造成的愤懑心理，拉关系，交朋友，在中上层军官中发展数十位中共党员，为后来的111师起义奠定了基础。他不仅在部队中进行统战工作，还协同地方党组织，组织流亡学生成立救亡团体。南通市有一批因战乱而还乡的进步大学生，他们曾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因而时时受到国民党地方党部的阻挠和限制。王振乾所在的工委感到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战力量。这些青年在与111师的接触中，也感到这支军队与其他国民党军队不同。这些青年学生通过努力，成立了随军服务的义勇宣传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这支义勇宣传队，既不要军队的经费，也不穿军队的服装，名义上是归师部政训处领导，实际上是在111师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

　　1937年9月下旬，常恩多派王振乾到南京找周恩来。周恩来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常恩多，信中有“主动在我，命运自决，光明在望，后会有期”之语。12月，王振乾以采购收音机器材为名去武汉，与中共长江局接上关系，得到了周恩来对统战工作做出的指示。在王振乾的不懈努力下，111师提出了“团结友军，亲如兄弟”的口号，积极和八路军互通情报，彼此鼓励，互相支援，甚至在给养、枪械、弹药等方面也适当地给八路军以支持。这时的常恩多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闲暇时找王振乾聊天，对于国民党内钩心斗角、贪污腐化深恶痛绝，而对共产党清正廉明则非常向往。1939年的一天，常恩多收到儿子的来信。他高兴地对王振乾说：“想不到儿子这么快，还不到两年就入了党，跑到父亲前面去了，对此我怎能不高兴呢！”他突然紧盯着王振乾，恳切地问：“参加共产党要什么条件？我够不够格？”不久，常恩多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王振乾还帮助常师长物色一批思想进步、积极抗日的中下级军官，安排到团、营、连当副职，等待时机掌握部队实权。

　　在5年多的时间里，王振乾化名王维平，凭着过人的胆识和敏锐的洞察力，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巧妙地周旋，紧紧依靠和团结东北军中的进步力量，在上层军官中开展统战工作，为促成东北军起义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国民党顽固派、军统特务的多次怀疑、排挤和陷害下，王振乾顽强地坚持为党工作，多次化险为夷。经过一番紧张艰苦细致的工作，党在57军的临时工委终于站稳脚跟。1939年，“九二二”锄奸运动失利，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山东分局通知王振乾迅速撤离111师，改名张宏，到山东纵队五旅旅部工作。1942年8月，57军111师师长常恩多和苏鲁战区秘书主任兼政务处长郭维城率该师举行起义。中共山东分局闻讯，立即派万毅和王振乾急返111师。不久，常恩多病逝，起义部队推选万毅任师长，后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1945年8月，王振乾任滨海支队政委。

二

　　1945年8月11日，八路军总部下达了著名的“二号命令”。为了抢在国民党部队到达前接收东北，八路军总部命令熟悉东北地形的万毅率领部队挺进辽宁。

　　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接到延安总部的“二号命令”后，为适应即将到来的新形势需要，以滨海支队为基础，充实了山东军区其他部队和县大队，组建了一支新的部队——东北挺进纵队（即38军114师的前身）。改编为纵队后，万毅任司令员，周赤萍任副政委，关靖寰任参谋长，王振乾任政治部主任。之所以取名为东北挺进纵队，就是因为这是一支老东北军部队，官兵们充满“收复失地，打回老家”的激情，便于迅速在日伪统治14年之久的东北地区站稳脚跟。东北挺进纵队3100多人，下辖第一、二、四共3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3个大队。后来在朝鲜战场上勇夺飞虎山而名震全军的“模范团长”范天恩就是二支队第二大队的教导员。作为第一支整建制挺进东北的八路军山东军区部队，东北挺进纵队可谓精兵强将，很多精干的模范连队和战斗英雄都集中在这支部队中，增加了部队的战斗力。

　　东北挺进纵队开赴辽宁，原拟从陆路经山海关出关，并做好了准备工作。然而，形势变化是迅速的。“八一五”光复后，最先进入东北接收日本占领地的是李运昌、曾克林率领的八路军冀热辽军区部队和晋察冀军区第16军分区部队。他们长期战斗在冀东地区，挺进东北可谓“近水楼台”。而苏军在出兵东北后，也立即在各个城市设立了城防司令部，曾克林的部队为了能取得苏军的同意进驻沈阳，费了不少口舌，险些发生误会。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有中苏条约，按照条约规定，日本战败后，东北地区的沈阳、长春、哈尔滨、锦州等大城市要移交给国民党军。为此，中国共产党的谈判代表伍修权则坚持：八路军也是国民党政府承认的合法军队，与国民党军队有同等权利！驳得苏方无言以对。面对朱德总司令和伍修权的据理力争，苏军代表韦斯别夫将军最后妥协：“按照斯大林和统帅部的指示，在苏军撤出伪满洲之前，蒋军和八路军均不得进入伪满洲，但冀热辽军区部队一直战斗在河北、热河和辽宁的边境地区，并且现在已经进入辽西，因此同意冀热辽军区部队在辽西锦州和热河地区接管。”谈判结束后，韦斯别夫将军说：“苏军不久将从东北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东北，应由中国自行解决，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苏联由于美英的压力和条约的限制，不愿因为东北地区的接收问题同国民党政府闹翻，而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又抱有同情的态度。下一步该怎么做，形势摆在了中共领导人的面前。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针对东北地区特殊的战略地位，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新的战略方针。紧接着，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局，彭真、陈云等人迅速前往沈阳开展工作。此前，苏军的态度是：只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对中共在乡村活动不加干涉。这种默许的态度，使中央领导人意识到进军东北的严峻性。为了能在苏军撤退后、国民党军到来前抢占东北地区，中央在给山东八路军挺进东北部队负责人、115师及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发了措辞严厉的电文。接到电文后，肖华不敢怠慢，带领吴克华、万毅等将领先行乘汽艇直达旅顺，再到沈阳向东北局报到，以接应陆续来到的渡海部队。

　　本来定于8月底开赴东北的挺进纵队，由于受苏军态度和形势的影响，迟迟未能启程。打回东北，是这支部队中一些老东北军人梦寐以求的愿望，为了这一天，他们等了14年。

　　接到渡海挺进东北的命令后，却难住了这些硬汉。多年的陆地作战，大多数官兵没有乘船的经验，再加之山东沿海地区刚刚解放，时间紧迫，对船工的教育和船只的征集都成问题。为此，纵队政治部主任王振乾做了很多动员工作。他对官兵们说：“兵贵神速，出其不意。现在，走陆路太远，危险又大，沿途有很多国民党部队。现在中央命令我们渡海作战，靠木帆船横渡，一昼夜就过去了；山东老乡从海上闯关东也是常来常往的事，难道八路军就过不去吗？”指战员们听后很受鼓舞。就这样，东北挺进纵队成为山东八路军渡海的先锋部队。当时，纵队司令员万毅随肖华已先期赶赴沈阳，而参谋长关靖寰是原东北军的团长，党龄较短，所以指挥渡海的重任就落在了纵队政治部主任王振乾的身上。9月23日，挺进纵队3100多人先后到达了山东黄县（今龙口市）栾家口子渡口。为了减轻木船载重，部队将大批武器弹药移交给地方部队，对渡海的物资器材做了充分准备，研究了船只的分配、航线、联络信号以及海上发生意外情况时的紧急处置方案。在确定着陆点时，船工们根据航海经验，选定在兴城钓鱼台。

　　兴城钓鱼台海口，在辽代时就远近闻名，很多往来辽宁和山东的商船、渔船，都选择在钓鱼台靠岸停泊。这里的地势十分有利于停泊木船，沿岸的经济也比较发达，兴城海滨天后宫内原有一幅清代的壁画，内容描绘的就是钓鱼台岸边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的景象，可见这里昔日曾是海滨闹市。

　　1945年9月24日，东北挺进纵队第一批官兵乘船起渡，开始分批向兴城进发。由于所乘船只多为渔船，数量也十分有限，只能送走一批后等返航时再运送第二批。当时一艘大船能载一个排，小船只能载一个班。从栾家口经渤海到兴城的这段航程，如遇顺风，一天一夜即可到达；如遇逆风，船要走“之”字形，则需要两到三天的时间。木帆船一出海，就立刻会被汹涌的海浪掀上落下，左右摇晃，像荡秋千似的。很多官兵虽然征战多年，还是第一次坐船，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频繁发生。一位战士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上船之前规定的联络指挥旗语、灯光、螺号，一晕船呕吐就什么也顾不上了，这时候全靠船老大指挥一切了。”历史不会忘记，就是这些勇敢、坚定、忠厚的胶东船工们，迎着风浪，把子弟兵们送到了关东大地。

　　王振乾是9月30日乘船渡海的。他和参谋长关靖寰率领纵队司、政、后部分人员乘坐一艘机帆船，伪装成渔船横渡渤海，纵队直属队和一支队一部也乘船同时启程。在航行到秦皇岛附近海域时，发现有一艘美国军舰在游弋，机帆船上的80多名官兵沉着应对，因为是夜间而没有被发现。

　　经历了一天一夜的海上颠簸，10月1日下午，王振乾、关靖寰率领的东北挺进纵队总部人员顺利地在兴城钓鱼台登陆。王振乾抵达兴城后，与苏联红军驻兴城城防司令部取得了联系，并与铁路部门交涉了列车。挺进纵队官兵上岸后顾不得歇息，分批向沈阳进发，纵队司令万毅已在那里等候接应部队。王振乾与纵队机关人员在兴城宿营，迎接后续渡海部队。10月3日，他们乘坐火车到达沈阳，开始了新的征程。当王振乾再次踏上东北的黑土地时，百感交集，经历了14年的沧桑，他已经由莘莘学子成长为一名军中儒将。

三

　　1945年10月3日，东北挺进纵队抵达沈阳，换上了新军装和日式武器装备，一支队开赴抚顺，二支队在沈阳东大营待命。随后王振乾和管松涛带领二支队从沈阳出发，向北挺进。经过一天半的急行军，二支队到达铁岭城郊附近。

　　侦察兵回来报告，铁岭城内的维持会已经知道有支队伍快到铁岭了，现在从铁岭县维持会到伪保安队都在西门外列队欢迎。原来，因为东北挺进纵队二支队是从沈阳来的，被维持会误以为是国民党军了。为此，王振乾和支队长管松涛、政委黄明清研究后，决定将计就计，智取铁岭城。

　　二支队的官兵装扮成国民党军的样子，在铁岭县维持会、伪保安队的欢迎下，大摇大摆地开进了铁岭城。二支队进城后，将支队部设在铁岭城内“德盛号”商行，维持会还派人送来了大米、白面和猪肉，进行慰问。指导员王志远、连长甄友昌的连部住在一个点心铺里，老板殷勤地捧出点心，请大家吃，被他们笑着婉言谢绝了。老板感到很奇怪，疑惑地望着他们说，你们这支部队怎么和别的部队不一样啊！10月7日黄昏，二支队乘敌人不备，没费一枪一弹，将敌人全部歼灭。二支队迅速抽调了一些干部，协助地方干部组建铁岭县政府，成立铁岭县公安局，搞好社会治安；协助地方干部接收了铁岭县邮电局。并且根据苏联红军的邀请，派兵解放了被土匪占据的法库县城，还将打法库时受伤的16名战士留下养伤，使之成为铁岭县县大队的骨干力量。

　　法库战斗后，二支队奉命坐火车经四平到达了长春，换上了长春地下党事先准备好的黑色警察服。长春守备的警察问：“哪部分的？”回答：“换防的。”随后便把他们换到了一边，二支队站到了哨位上。如此解决了伪警察150余人。没费多少周折，长春就被二支队占领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严峻局势，美国总统杜鲁门调整对华政策，1945年10月底，他派已经退休的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进行军事调停，并成立了军事三人小组，即美国代表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为避免军事冲突，在军事三人小组的协调下，12月初，军调部正式成立。军调部设委员3人，由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各派1人组成，由美方委员担任主席，一切事宜均须三委员一致通过，三委员均有否决权。军调部下设38个执行小组。这些小组的任务是分赴各地执行停止内战的监督任务，禁止双方军队发生战斗接触，妥善处理双方军队的相处与整编问题。王振乾是东北人，又懂点英语、俄语，上过大学，所以被任命为军调部吉林第33小组中共代表。谈判的中心议题是新站、拉法战斗中谁破坏停战命令开的第一枪。此时的蒋介石虽表面上签署了停战协定，并于1946年6月7日12时在东北生效，但国民党部队仍蠢蠢欲动，想偷偷摸摸攻占东北解放区。王振乾于6月底、7月初来到谈判地点新站的铁路医院。美、蒋方以谈判调处为名，行军事侦察活动之实。他们想深入到敦化、延吉一带了解东北民主联军军事力量和军事动态。中共方面则坚持新站以西可以考察，往东不行。后因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谈判进行到11月份，和谈遭到破坏，33小组解散。但中共方面利用谈判争取了时间，让部队得到休整和补充，同时后方搞剿匪，发动群众，为建立东北根据地争取了时间。

　　1946年1月中旬，东北挺进纵队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蒋介石声言，四平这座城绝对不能丢。这座东北小城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作用，让国共军队在此大动干戈呢？四平时称四平街，这是一座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中型城市。它地处东北中部，位于长春与沈阳两个城市的中间，是中长铁路、平齐铁路、四梅铁路3条铁路的交会点，处在东西南北满的十字路口，使它不仅成为一个交通枢纽，而且是当时东北的一个重要门户。从古到今，四平都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只要扼守此处，便可以很方便地控制整个东北腹地。正因为这样，国共双方都把四平看作必争之地。国民党拼命要夺占四平、长春和哈尔滨等城市，以便在谈判桌上同共产党讨价还价。

　　七纵队派王振乾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政治部主任陈正人在梨树县主持召开的干部会议、政工会议。会议认为，和谈不过是个假象，但有政治影响，我们要打得好、打得狠，才能使敌人知难而退，迫他和谈，尽可能利用和谈争取时间，以便巩固江北根据地。会后，七纵队指战员日夜抢修工事，储备弹药粮食。

　　1946年3月18日，19旅56团、20旅58团配合保一团一举消灭了盘踞四平的伪武装4000人，解放了四平。二支队是遵守纪律的模范，为房东扫院子、挑水、劈柴，显示出八路军的良好军纪，在铁岭城内一直传为佳话。

　　四平保卫战结束后，七纵队经公主岭、长春、吉林、老爷岭，到达新站、拉法、蛟河和奶子山一带。总部设在敦化。王振乾赶到前沿，在黑松岭、威虎岭等地帮助55团动员构筑工事，组织部队休整，防敌东进。

　　1946年冬，东北解放区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生产得到发展，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军队得以休整，后方更加巩固。东北战场的国民党军为了摆脱南北受敌的不利局面，确定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在经过一番准备之后，于同年12月，对解放区发起了以临江为中心的进攻。为配合南满部队保卫临江，北满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共中央《七七决议》提出了诱敌深入、待敌分散，以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决定南下松花江，开始了“三下江南”的作战。历时3个多月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使敌人失掉了战略主动，改为“机动防御，内线作战”。东北民主联军则由战略防御逐渐转为战略反攻，自1947年5月上旬开始，连续进行夏、秋、冬三个攻势，东北决战形势到来，东北国民党军彻底覆灭的丧钟已经敲响。

　　“三下江南”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胜利，除了正确贯彻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实施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和正确的作战指挥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开展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王振乾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他与大家适时进行形势教育和阶级教育，提高官兵的求战积极性和树立必胜的信心；大力开展立功运动，激发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及时开展战场鼓动工作，鼓舞士气；积极开展战场喊话，从政治上瓦解敌军；严格群众纪律，密切军民关系。

　　由于部队针对不同情况及时做工作，所以，虽然部队在零下40摄氏度左右的严寒下行军、转移、作战，战斗意志始终旺盛，充分显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

　　1947年夏，由于北满部队的“三下江南”和南满部队的“四保临江”的连续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全面进攻计划宣告破产。东北民主联军全体指战员万众一心，以排山倒海之势，第四次渡松花江南下，揭开了大反攻的序幕。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调王振乾到辽吉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辽吉军区经过3年的解放战争，军队由小到大，由退却转入进攻，始终战斗在最前线，既经受了战略防御阶段的考验，也得到了战略进攻阶段的锻炼，胜利完成了坚守东北和解放东北所负担的艰巨任务。

四

　　1948年东北解放前后，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罗荣桓找到王振乾，向他介绍了革命的发展形势，指出在东北野战军攻克沈阳、解放东北的前后，各野战军在华北、中原、西北各战场上都取得很大胜利，东北野战军将迅速入关作战，解放全中国。组织决定派王振乾担任50军

　　政治部主任，协助徐文烈政委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团结好起义将领和全体官兵，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

　　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将国民党陆军第60军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曾泽生任军长，徐文烈任政治委员；1949年1月，叶长庚任副军长，王振乾任政治部主任。1月29日，50军在进驻九台后举行了隆重的授名典礼。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周保中将军出席典礼并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的改编前国民党陆军第60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的命令。

　　王振乾按照上级的指示，参与领导对长春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对这支部队开展组织整编、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发展和壮大党员队伍、有的放矢地对官兵开展思想改造、做好上层军官疏导教育等一系列思想政治工作。

　　在整编改造中，困难最大、工作最难做的还是一些高级军官。虽然他们率部起义，为加速辽沈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起义后他们也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接受整编改造，但是由于他们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养成了剥削穷人、欺压下级的作风，在旧军队几十年，军阀残余思想很深厚。因此，教育改造中也有少数人出难题，对部队施加影响，给整编改造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面对这种情况，王振乾首先从思想上统一认识，要让他们知道起义是有功的，是爱国行动。本着爱国不分先后、革命不分早晚的原则，视上层将领为爱国将领，摒弃前嫌，以诚相见，平等共事，主动接近、团结他们，经常同他们谈心交换意见。曾泽生军长爱给王振乾讲滇军的历史，讲护国讨袁，讲台儿庄对日作战，讲如何保护小丰满电站和长春起义的经过。王振乾除了对滇军的爱国传统表示钦佩外，同时鼓励曾泽生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发扬爱国传统，把工作做好，把50军建设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曾泽生喜欢书画，收藏了不少书画珍品和诗词佳作。在九台期间，王振乾经常到他那里欣赏艺术作品，谈论书画风格。曾泽生还喜欢读书，王振乾给他推荐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曾泽生不仅认真读了，还写了上万字的读书笔记。王振乾很快同军长曾泽生交上了朋友，他的儒雅气质很令曾军长钦佩。两个人都受过高等教育，知识面广，眼界开阔，因而有很多共同语言。时间长了，两人增进了相互了解，谈话的内容也就越来越深了。王振乾发现曾泽生为人诚恳，老成持重，思想开通，容易合作。有一次，王振乾随曾泽生到东北军区汇报工作，闲谈时曾泽生对他说：“这个部队（指他率领起义的国民党60军）封建势力根深蒂固，除了封建军阀统治制度外，还有青洪帮等各种派别的会道门几十种，再加上国民党三青团组织，十分复杂，部队长期在龙云、卢汉的控制之下，我名义上是个军长，其实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人事调动任免都是云南方面通过陇耀转告我执行的。这些问题过去我解决不了，蒋介石也解决不了，只有共产党才能解决。我把部队拉过来，就交给共产党了。你们把他改造好了，全国人民欢迎，云南父老高兴。”王振乾说：“我们也想把这支部队尽快改编好，但你是桃花源中人，部队最听你的话，磨还得由你来推。”他推心置腹地劝慰曾军长，“你我来自两个不同的阵营，但我对你的人格品质表示佩服。人是不应该忘掉有恩于自己的人，更应该顾及部下的冷暖安危。实际上长春起义就是你顾及云南子弟的性命而做出的义举，而蒋介石集团是不会这样想的，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统治、自己的位子稳不稳。”王振乾非常尊重曾军长，凡是部队改造的事都与他沟通商量，有时出现棘手问题，就请曾军长出来个别做工作，那些想找麻烦的高级军官也只好勉强同意。

　　其二是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支持。有个师长在旧军队时能够通“天”，权力很大，说一不二。当了解放军的师长就不能大事小事都一人说了算，大事要经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开始这个师长很不习惯，不对自己的心思就发牢骚，说他有职无权，扬言要率队离开，以此相要挟。王振乾就主动找他谈心，跟他讲两种部队的本质区别，讲党的领导与解放军的发展壮大之间的必然联系。在工作上主动征求他的意见，军事训练、行政管理放手让他主持，政治教育方面事先跟他通气，征求他的意见。这位师长看到解放军的领导处处尊重他，在教育改造中还积极做士兵的工作维护他的权威，使他很受感动。加之他逐渐习惯了解放军的制度和工作方法，在以后的工作、战斗中都有出色表现。

　　三是注意在教育改造中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不使高级将领难堪。控诉旧社会旧军队的诉苦活动，难免要涉及高级将领，解放军一方面鼓励大家揭发；另一方面要背靠背，不使高级将领难堪。同时做好高级将领的工作，引导他们正确对待士兵的揭发，认识他们过去欺压打骂士兵的做法是不对的。让高级将领认识到在人民军队里，军官与士兵只是责任大小和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不能打骂士兵，不能侮辱士兵人格。经过上上下下反复做工作，士兵的气消了，谅解了军官，有的军官直接向以前自己打骂过的士兵赔礼道歉，使官兵团结起来，达到了人民军队官兵一致的要求。

　　在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引导下，在组织整顿的磨砺下，在东北军区派出的几百名军政干部的努力下，50军基本上消除了旧军阀、旧军队的痕迹，士兵不再是过去的士兵，军官也不再是过去的军官。在短短的4个月时间里，这支滇军部队脱胎换骨，成为新型的革命军队，体现出为人民服务的新面貌。老百姓赞扬说：“50军像个老部队的样子了！”改编结束后，50军挥师进关，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战斗中屡建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振乾历任中南军区公安部队政治部主任、第44军副政委、第55军政治委员。在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5军政治委员期间，他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军委指示，对长沙起义部队（原国民党21兵团）军官进行团结教育改造工作，成果显著，受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肯定。

五

　　王振乾于1961年调北京工作，负责筹建国防部第六研究院。他率领工作组对从部队和航空工业系统划入的十几个单位逐个进行考察，并写出考察报告，为六院的组建和各研究所的发展方向及专业设置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他积极推进机关和研究所干部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建立，坚决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蒙冤的同志“摘帽子，解疙瘩”，号召他们甩掉包袱，轻装上阵，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965年，王振乾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分管政治和院校工作以及陕、甘、豫等地区航空企事业单位。他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为航空工业的发展和航空院校工作的开展以及培养人才倾注了全部精力。

　　王振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4年恢复工作，任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被任命为国防工业检查团华东分团团长。他在新的岗位上兢兢业业，长期蹲点整顿企业，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使一批工厂和研究所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科研、生产和工作秩序。在担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顾问期间，还兼任国防科工委神剑文学艺术学会副主席和航空工业部神剑文学艺术学会主席，对航空工业及国防科技工业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航空工业普通基础教育协会顾问，他积极为航空企事业单位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献计献策。

　　1982年，王振乾主动辞职离休。离休后，他参加了中央国家机关改革工作组政法和外交组的工作，并担任中国老年历史研究会顾问、《将帅诗词》组委会顾问、第四野战军军史顾问；东北大学校友会副会长、汇文中学校友会会长、高等学校校友会海外联谊会顾问、航空工业部科学技术研究院顾问等。曾荣获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航空工业部“在献身航空、服务四化的伟大事业中艰苦奋斗三十年”荣誉，以及航空航天部先进离休干部、老干部先进分子等称号。

　　晚年的王振乾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和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歌颂航空工业蓬勃发展的诗词，如《东北挺进纵队》《长春起义纪实》《长沙起义纪实》（已改编成电视剧）《东北大学史稿》《汇文中学史》《王振乾回忆录》等，共300余万字，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史资料。王振乾受过著名翻译家曹靖华的教诲，文学功底扎实，常以诗言志，咏叹唱和。

　　2005年7月23日，王振乾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91岁。遵照王振乾的遗嘱：“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接受礼品和赠送。”他真正做到了乐观面对生命的最后时刻。

　　王振乾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忠于党、忠于人民，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他高度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注重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具有高度的党性原则；他严于律己，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工作中，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以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为基础的工作方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